英漢翻譯論文
翻譯是兩種語言進行交流時的橋樑，起到溝通交流者思想的作用。下文是本站小編爲大家整理的關於英漢翻譯論文的範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淺析隱喻的英漢翻譯
【摘要】說明在翻譯實踐這一特殊形式的跨文化交際中如何有效地解讀隱喻。
【關鍵詞】隱喻理解;翻譯
一、引言
隱喻翻譯是一項以語言爲載體的跨文化交際活動，也是將一種語言所承載的信息傳遞到另一種語言中去的主體性交往行爲。它以“理解”爲核心，語言爲基礎，融社會批判理論、普通語用學、社會進化理論爲統一構架。
二、隱喻的解讀
隱喻是一種語言使用現象，在“詞典中找不到隱喻”。從現代隱喻學觀點來看，隱喻現象應在形式上搭配異常，在語義上類屬不同，邏輯錯位，從而產生了語義衝突，而當聽者對衝突產生迴應時，便生成了隱喻的意義，即理解了某一隱喻式言語。對於隱喻的運作機制，有人曾作過這樣描述：“隱喻涉及兩個不同領域(範疇)的概念，隱喻意義的產生是兩個概念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一相互作用通過映射的方式進行。在映射過程中，屬於某一領域的相關概念和結構被轉移到另一領域，最終形成一種經過合成的新的概念結構，即隱喻意義。而這一映射和整合過程的基礎是兩個領域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這無疑表明對隱喻的理解需要雙重劃分。
隱喻的理解過程應由兩部分組成：隱喻的辨認和隱喻意義的推斷。事實上這就是一個由一級理解進人二級理解的過程。舉一個人們常提到的例子“The tongue is a fire”來說，從表述層理解(一級理解)，"tongue”被美國傳統詞典這樣定義："the fleshy，movable, muscular organ, attached in most vertebrates to the floor of the mouth, that is principal organ of taste,important organ of speech"。我們可以認爲舌頭作爲人體的一個重要器官，首先具有與絕大多數脊椎動物一樣的味覺和輔助咀嚼及吞食的功能，除此之外，還是具有言說能力的人的重要語言器官。以這個基本意義爲中心，tongue一詞背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意義集合：它可以指形狀像舌頭的東西，例如tongue of flame(火舌)，guiding tongue(鐵路導向尖軌)，switch tong(開關銅片)，而hold one’s tongue (keep silent), lose one’s tongue (lose the capacity to speak, as from shock)中指人的言說行爲和言說能力。這一言語行爲中的另一個關鍵詞fire，在美國傳統詞典裏可以義;" a rapid, persistent chemical change that releases heat and light and is accompanied與flame”。同樣，在它背後的意義集合中可以找到諸如，cooking fire(炊火)，forest fire(森林火災)，wild fire(野火)等火的具體形態。也可以發現其它意義，如The boy is full of fire(這男孩非常熱情興奮)，He was under fire for mismanagement(因管理不善而受到責難)。
當tongue和fire這兩個揹負着各自龐大意義集合的詞語被嵌入A is B的基本語言框架(句型)中去時，兩者的邏輯關係就通過“is”發生相互作用。“is”用來表示一種等值。所以從字面上看，或者換一個角度說，從聽者對錶述層的理解來看就應該推理爲：“舌頭是火”。“是”表明兩個意義集合在某方面來說是等值的。然而，從上面我們對這兩個詞的意義的理解來看，它們顯然隸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將它們之間用“is”連接後，進行常規的等值邏輯推理的是行不通的，於是從表述層上我們能夠辨別出這是一個隱喻，從而完成隱喻理解的第一部分。當聽者明確說使用的是隱喻式的言語行爲之後，就要對隱喻所表達的真正意義進行推斷，那理解當然就要進人二級階段，理解該言語行爲的施行性部分，即理解“說話人的思想的原始的，或內在的意向性”。
可以這樣假設，如果“The tongue is a fire”是說給一位正受媒體指責的藝人聽的，那麼說話人可能含有一種同情或瞥告的意向。藝人總是倍受媒體關注的，由於種種原因，媒體可能片面地、誇大地報道了某些事實，而這樣的報道傳播開來便演變成了某種緋聞和謠言，它們將或多或少地給藝人本人或其事業帶來一些麻煩。這種語境爲舌頭與火的等值邏輯推理提供了一種可能：舌頭―人類的語言器官―人的言語行爲―媒體的報道―人們對報道的負面反應(緋聞和謠言)―給藝人本人或其事業帶來麻煩(毀壞名譽或阻礙事業發展)，火―會發光發熱的化學物質―光和熱過度會引發火災，毀壞東西，甚至造成人員死亡，這樣二者在毀壞這一功能上找到了相似性，邏輯推理就站得住腳了。“The tongue is a fire”的意思是大衆對藝人的多種看法和言論中不乏緋聞或謠言，它們也許會攻擊其人格，甚至會因爲它們的存在，公司解除僱傭關係，或者沒人敢請這位藝人演出。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說話者是在發出人言可畏的感嘆，或是在告誡演藝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被媒體捕捉到後進行炒作，從而自毀前程。至此，聽者才完成了對語言語行爲的有效理解，導致了聽者與說者的某種認同。
完成對隱喻的理解，必須經由一級理解(對言語表述內容的理解)到達二級理解(對言語者內在意向性的理解)。在同一語言體系中是這樣，在不同的語言體系間也應該如此，因爲唯有如此才能進行有效的跨文化交往。我們應該怎樣操作隱喻翻譯就不言而喻了，或保全源語隱喻，或進行譯語隱喻替換，或使譯語語言顯性化都具有可行性，只要它能夠幫助聽讀者完成意向性理解。
三、結語
雖然中西方文化差異很大，人們的隱喻概念也時有不同，但並不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際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鴻溝。隨着社會的進步和各個學科領域的深人發展，翻譯學以及在其擡導下的翻譯實踐活動被不斷地注人新的血液。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爲理論這扇新打開的窗戶看隱喻翻譯時，我們獲得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隱喻作爲一種言語行爲具有所有言語行爲所共有的雙重結構，基於此我們對它應有相應的雙重理解，唯有如此才能達到“導向某種認同”的理解。相信這種思維方式能幫助我們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更好地解讀隱喻。
英漢翻譯論文篇2談談英漢翻譯中的神似
摘 要：“神似”也叫“傳神”。“神似”本爲書畫評語，自從被引入翻譯學之後，一直奉爲文學翻譯的圭臬。傅雷翻譯“神似”論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取諸於中國古典文論和傳統美學，是中國當代影響最爲深遠的譯論之一，其核心是以傳神爲主而形神兼備。本文首先介紹了神似說的發展過程，進而談到英漢翻譯中的神似問題，最後指出“神似說”的重要地位。
關鍵詞：英漢翻譯 神似 傅雷
一、引言
我國的翻譯理論源遠流長，自成體系。羅新璋在《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曾談到我國翻譯體系的四個階段：“1.古代譯經的‘案本而傳’;2.嚴復的‘信、達、雅’;3.傅雷的‘神似’說;4.錢鍾書的‘化境’說”。[1]由此可見，“神似”在整個中國譯論史上有着極高的地位。1951年，傅雷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一文中指出，“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961年1月6日，他在致羅新璋的信中，再次提出“愚對譯事看法甚簡單，重神似不重形似。”傅雷爲繁榮新中國的翻譯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神似說”已成爲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的重要學說之一。
二、“神似”說的發展過程
在我國語言翻譯理論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當數“神似”論。“似”指一種語言組織成文的材料不可能完美無缺地譯成另一種語言的成文材料，是翻譯這一由兩種語言及其代表的文化所構成的矛盾體本身的一種屬性。衡量譯本好壞的最高標準是看它能否譯出原文風格[2]，達到最佳近似度，要想將原文所載的各種信息全部轉化到另一種文字中非得要有“神”。“神”即神韻、精神和風格。翻譯不能求全，重在傳神，“傳神”也即“神似”。翻譯的“神似”，顧名思義，“傳原文的精神，透過字面，把字裏行間的意蘊曲達以出”[3]，必要時擺脫原文語言形式如詞彙、結構、修辭等的束縛。
“神似”說的基本思想，並非傅雷首創，實則由來已久。1921年，茅盾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一文中首先提出“在‘神貌’和‘形貌’未能兩全時，到底應該重‘神貌’還是重‘形貌’”的問題，並在《譯文學書方法的討論》一文中進行了詳盡闡述：“就我的私見下個判斷，覺得與其失‘神韻’而留‘形貌’，還不如‘形貌’只有些差異而保留了‘神韻’。文學的功用在於感人，(如使人同情使人慰樂)感人的力量恐怕還是寓於‘神韻’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譯本如不能保留原本的‘神韻’，難免要失了許多感人的力量。”
1929年，陳西瀅發表《論翻譯》一文，提出了翻譯中的“形似、意似、神似”三種概念。他是用美術創作與翻譯比較，進而立論的：所以譯文學作品只有一個條件，那便是要“信”。這不難明白，難明白的是怎樣才能算是“信”。我們以塑像或畫像來作比，有時一個雕刻師或畫家所塑的，所畫的像，在不熟識本人的旁觀者看來，覺得很像了，而在本人的朋友家人看來，即可以斷言它不是某人，雖然不容易指摘出毛病在哪裏。這是因爲雕刻師或畫家專求外貌上一耳一目的畢肖，而忘了本人是一個富有個性的活人。可是有時雕刻師或畫家的成績，連本人的家人朋友都說惟妙惟肖，而在藝術鑑賞者或善觀人的眼中，還不是極好的作品，因爲他們沒有把此人那些不易見到的內蘊人格整體表現出來。只有古今幾個極少數的大畫家、雕刻家才能洞見主人翁的肺腑，才能見到一個相處數十年的朋友所捉摸不到的特性。最先所說的肖像只是形似，第二類超乎形似之上了，無以名之，我們暫名之爲意似，到最後的一類纔可能說是神似。
也就是說，肖像的“信”，可以分“形似、意似、神似”三種(引自陳西瀅《論翻譯》，載羅新璋編《翻譯論集》)。陳西瀅道出了藝術最高境界的真諦，他首次把“神”的概念與“似”的概念結合在一起，對神似翻譯學整體的理論與實踐意義重大。四年後，林語堂在《翻譯論》中說：“譯文所忠實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組成的語意。忠實的第二義，就是譯者不但須達意，並且須以傳神爲目的，譯文須忠實於原文之字神、句氣與言外之意”。李健吾在《翻譯筆談》中也談到“一個譯本好是由於傳神”。上世紀60年代，傅雷宣言式的深刻而明瞭的表達“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象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使“神似”的翻譯主張迅速傳播開來，併爲翻譯界普遍接受。他總結了從嚴復提出“信達雅”以來五十年的翻譯發展所取得的經驗，包括了較“信達雅”更多的內涵，把翻譯納入了文藝美學的範疇。傅雷在翻譯上所要達到的境界，就是譯文要“神似”原文的最高境界。
現代語言大師王佐良先生也認爲“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還有比詞對詞、句對句的對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問題’”，並且還指出翻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4];劉重德的新標準“信達切”中的“切”就是風格要切近[5]。除此之外，鄭振鐸、傅斯年、朱光潛、朱生豪等也主張傳神說，這些無不反映了翻譯“神似”論的廣泛性和影響力。
三、英漢翻譯中的神似
英漢翻譯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語際轉換過程，它包括在各個語言層次上進行的各種語言現象、各類表達手段和敘述方式的語際轉換。所以要期望譯文與原文“等值”或“等效”只能是一種理想，盡力使譯文與原文相“似”倒是切實可行的(古今明，1997)。這種相似就有形似和神似之分。形似是指譯文表達的形式和手段與原文相似;神似是指譯文表達的內涵、意境和風格等方面與原文相似。英漢翻譯要想重現原文的“原汁原味”，就得從“形”和“神”兩方面下功夫，因地制宜地處理好兩者的關係。
傅雷在主張“神似”的同時，對他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譯主張作了說明。他在致林以亮的信中指出：“我並不是說原文的句法絕對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無論如何，要叫人覺得儘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中文。”“風格的傳達，除了句法以外，就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傳達。”後來又指出：“節奏和tempo，當然以原作爲依歸”，這裏都強調了保持原文句法和“形似”的重要性。羅新璋曾指出：重神似不重形似這個提法，意在強調神似，不是說可以置形似於不顧，更不是主張不要形似。”
“實質上，神與形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二者相互依存，神似形存，形爲神體，神爲靈魂，形爲驅體。形與神構成一個灌注生氣和靈魂的像活生生的人體那樣的有機整體。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神似與形似是一個統一的過程的兩個方面，不存在孰先孰後的問題”。“從翻譯實踐的角度理解翻譯的主張，應該是，依形寫神，以形出神，形神統一。”由此可見，“形”和“神”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形隨意定，但離形不能得意，故傳意不能遺形，意靠形表達，形不準，神將失真，形外之意是借原形來領悟的。因此，翻譯作品的時候，應該儘量做到“神形兼備”。
我們所熟知的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的那句話的翻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譯文：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決不會從地球上滅亡。
這句譯文成功地體現了原文中的三項排比，做到了形式上統一，內容上達意，充分展示了原文的語言風格和豐富內涵。這樣的例子還有：
You may take a horse to the water， but you can’t make it drink.
譯文1：你可以把馬牽到河邊去，但不能叫它飲水。
譯文2：牽馬河邊易，逼它飲水難。
原文采用對比來加強語勢，以產生令人心悅誠服的效果。譯文1在形式上平鋪直敘，缺乏原文的對比效應，在內涵的表達力度上也就大大遜色;而譯文2採用了緊湊的漢語結構，保留了原文強烈的對比色彩，體現出原文形象風趣而又寓意深刻的特點。
四、結語
“神似”說是把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念移植到文學翻譯領域的產物，可以說是我國翻譯界的獨創，也是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獨具的特點，是層次更深，要求更高的翻譯標準。對譯者的實踐工作有較大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傅雷.《高老頭》重譯本序[A].羅新璋.翻譯論集[C].北京：商
務印書館，1984.
[2]Nida Eugene the Arts of Translation[M]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3]王宗炎.辨義爲翻譯之本[A].楊自檢，劉學文.翻譯新論[C].武
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4]羅新璋.中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A].翻譯論集[C].北京：商務
印書館，1984：1-19.
[5]王佐良.新時期的翻譯觀[A].翻譯：思考與試筆[C].北京：外語
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