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多維視野下的新世紀外國文學史
關鍵詞:多維視野 外國文學史 中國特色
怎樣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史新模式,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就成爲人們多方面深切關注的學術前沿問題,並迅速發展爲文學審美教育探討的一個熱點,衆多堅持文化操守原則、銳意求新的外國文學工作者,更是把它當作創立中國“外國文學學”的帶有戰略意義的課題來考究。1999年10月,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在上海召開第六屆年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前所長吳元邁研究員,在報告“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50年”中明確指出,“外國文學學即外國文學研究的研究,還沒有很好開展,而它對吸取百年以來外國文學研究進程中的經驗與教訓,對外國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吳元邁13)。在大會主題發言“關於中國人編寫外國文學史的幾點思考”中,我曾強調,從回顧與展望兩方面研討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編寫策略是“當務之急”,同時提出了梳理或撰寫建國60年來中國外國文學史的“編纂史”的良好願望。無可置疑,如欲應對“當務之急”,務須認真重評既有的外國文學史主要模式,經過幾組矛盾的辨識和論證,最後推出關於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建構“方案”,這是必由之路。是否適時而實用,特此向專家學者請教,徵求廣大讀者的批評意見。
一、重評外國文學史主要模式和正確處理幾組矛盾關係
巡視中國外國文學研究及外國文學史編纂進程,顯而易見,前蘇聯文學史觀和西方文學史觀在不同時期均對我國的外國文學史建構,產生過重大而深刻影響,積極促進和消極延緩作用並存。葉水夫等研究蘇聯文學的專家學者關於蘇聯文學史觀的得與失已有不少評述,似不必重複。這裏重點講評近幾十年西方文學史觀“爲我所接受”的簡況,這是我們研討已見的中國的外國文學史模式、以及如何處理外國文學史編寫中的幾組“矛盾關係”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重寫外國文學史的呼聲日益高漲,國內學者、文學史家、文評專家把目光轉向了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學史觀,如果我們把姚斯的接受美學稱爲第四類,那麼後現代主義奉行的就是第五類文學史觀。有人指出,後現代文學史觀也有其可取之處,此言不謬,後現代文學史觀強調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在重視文學史的規律的同時必須還文學的歷史性,寫文學史必須以史學理論爲基礎。後現代主義史論的基本觀點就是應當恢復理論的批判本質,即對過去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潮進行審判,不能照搬照抄,要用批判的眼光進行重新審視。我認爲這種文學史觀有道理,也就是說要進行再思考;這不是再次或重複思考,而是思考的超越,要有新的認識,新的發揮。後現代主義當然也有缺點,有虛無主義傾向,它否定一切既定理論,當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論。我們雖然要警惕後現代虛無主義的傾向,但它的確也不乏可以借鑑的地方。後現代主義理論確實推動了西方文學史的發展,對我國重構外國文學史也有着啓示作用。重審、再議、深思過去是爲了突顯現實的需要,要體現與時俱進的精神,自然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相結合的原則,消除後現代主義否定一切的消極因素。
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我國有一部經教育部推薦的由老中青學者三結合編寫的《新編歐洲文學史》(上中下)問世,這是時代進步的需要。這部文學史是在楊周翰等40年前主編的《歐洲文學史》(上下)的基礎上修改的,雖然前後兩部沒有多大變化,但是後者克服了弗裏契的影響。較之於舊《歐洲文學史》,它最大的變化不是體例的變化而是觀念的變化。祛除了庸俗社會學的觀念,糾正了先前單純的階級分析法,加強了文學分析法。這可謂是西方文學史觀對我國文學史編寫產生影響的一個具體表現。話說到此,自然會聯想到有些西方的文學史觀可作參考材料之說,事實上,我們不能忽視從法國的斯達爾夫人到丹麥的勃蘭兌斯,從蘇聯的季莫菲耶夫到斯洛林,他們的文學史著作和文學史論對我國外國文學史研究的借鑑和啓示作用。不僅西方文學史家的編著一貫堅持“以文學史爲經,以作家作品爲緯”的文學史觀,我國很多的外國文學教程基本上也借鑑了這一文學史觀。在葉水夫主編的《蘇聯文學史》(1993,我國專家學者自己撰寫的第一部大型蘇聯文學史著作)以及王佐良、何其莘合著的《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史》(1996)中,均可見出上述文學史觀的影響。
另外,其他國別文學史對我國文學史研究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我們已知,北大教授吳達元編寫的《法國文學史》對我國影響很大,但是這部著作是以法國文學史家朗鬆的《法國文學史》爲藍本寫的,哲學性很強,文學性相對較弱。英國莫狄·勒樊脫的《英國文學史》在我國建國前後也很有影響,這本文學史的翻譯本曾作爲南開大學解放前中央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材,在美國高校也作爲教材使用。勒樊脫認爲文學本身是個活躍的東西,也就是說文學是動態的,有啓示性的,因此,有人提議要寫敘事性的文學史,是爲了疏通文學史,突出文學史的文學屬性,但是難度很大,應有較長的反覆實驗的過程,目前還沒有出現敘事文學史。德國梅耶爾在1954年出版的《德國文學史》和梅林的《德國的文學論》、《作家作品論》都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精神,在我國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最後,關於西方文學理論全球化擴展到我國的現象,可以聯繫世界文學來加以思考,這在我國的影響也很深遠。
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全國高校外國文學教研會(即當今的“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外國文學專業委員會”)都很重視面向2l世紀的外國文學研究與外國文學史編寫。《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國外文學》等期刊都曾多次以專欄或散篇的形式,討論外國文學研究的深化、外國文學評論的強化、外國文學史重構等問題。
關於文學史方面的討論歸納起來,我認爲要處理好如下幾個方面的關係:
第一,中國外國文學史獨立性與開放性的關係。我們應該充分吸取國外同類文學史的精華,卻又不是英美式、法式、德式、蘇俄文學史的翻版和簡易改編。如欲編寫具有我們自己特色的外國文學通史或各國別文學史,則必須以中國文化與文學,特別是中國當代文化思潮和文壇風雲爲基本參照系。這裏也有一個“開放”的問題,包括外國文學史向中國文化與文學開放。中國人寫外國文學史,如何結合我們的民族文化與文學來凸顯其“世界性”和“比
較性”,是很值得研究和實踐的重大課題。無可置疑。這一方面完善的成果,既有助於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學派的建立,又能如實反映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國際影響日益擴展。
第二,史與論,文與史,系統性與當代性的關係。這幾組關係都是編寫外國文學史中不可迴避的問題。一部外國文學史,就是外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在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中發展的歷史。因此,我們編寫外國文學史就不可不關注文學理論、批評和方法論。有人認爲,作爲外國文學史,不能簡單地運用歷史敘述方式羅列文學現象,不可成爲“文學、歷史事實的拼湊”,背後必須有“史學理論”或“文學史論”支持,必須從歷史的高度、文學史的深度來把握理解它。外國文學史的系統性和當代性可能涉及多方面的問題,但最終這兩者是能夠融匯的。重構文學史或重寫文學史並非簡單地增加點什麼或減少點什麼,也不是徹底摧毀傳統的體系,着重應該從當代中國人的視角出發,這種文學史觀的當代性既不排外,也不割斷自己的歷史。
第三,失語與尋求本土語言的關係。事實上,中國人編寫外國文學史運用什麼方法,採取什麼樣的評說方式以及文學理論概念、術語等,也是一個難以迴避且不應該回避的問題。甚至涉及文學作品、文學理論的翻譯問題。90年代以來,一部分學者爲中國文論失語,中國學術話語中的西方主義焦慮,並且印證後殖民批評,積極呼籲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重返自己的話語家園,也有一部分學者對此提出異議,並在諸多報刊展開爭鳴式的研討。實事求是地說,在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學史著述中,確實存在機械搬用西方文論、方法和名詞術語的現象,甚至在一部分中國古今文學評論中也是如此。這種照搬、失語狀態,自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和焦慮。學者們有理由提出外國文學研究應該用中國而不是外國話語的要求。但是,我們又不能偏狹地、保守地誇大這種失語現象,絕對地把中國文學論、方法論和西方文論、方法論對立起來,忽視我國學術界吸收、借鑑西方文論、方法論精華的成果。其實,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既有區別又有相似的東西。因此,我們在繼承發揚中國古代文論的同時,可以而且必須吸收借鑑外國文論中的能爲我所用的東西,並經過融匯整合,使之化人自己的血肉之中。我認爲在處理本土化與全球化的問題上,我們必須辯證地對待,既不被西化也不執着西化,正如季羨林先生所強調的“必須中西兼通,中西結合”。文學理論如此,文學史言說方式亦應如此。另外,我還補充說明一點,那就是我們在做外國文學研究時,同樣要辯證地對待原語外國文學和譯語外國文學間的對立統一關係。其實譯文工作也需要一種“科學精神”,比如譯語外國文學中也可追溯原語外國文學的“韻味”:多種譯文與原作原文作審美比較研究,“味在其中”。關於“兩種外國文學”,可以參閱高玉的著作《“話語”視角的文學問題研究》第四章第二節“論兩種外國語”。
第四,文學史與交叉學科的關係。編寫外國文學史不可不特別重視交叉學科研究的發展,這也是時下“熱門話題”之一。文學史離不開文學批評,現代批評方法具有多樣性、邊緣性、精確性、對立性的特點,各學科批評模式多元並存,並在矛盾中發展。從發展趨勢上看,不可忽視其交叉性、綜合性。錢學森認爲,世界上科學發展的總趨勢是走向綜合與交叉,走向一體化,不能再區別自然科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方法論。錢三強也說:“本世紀和下世紀初,將是一個交叉學科的時代。”現在,文學批評方法正在發生革命性變化,自然科學方法、橫斷科學方法在文學批評方法中日益發揮着重要作用。各種方法互異、互補、融匯。世界文學史緊密地聯繫世界文化史,文學與文化各個部門是溝通的。因此,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者,包括外國文學的編纂者,有一項特殊的任務就是促進真正的世界文學早日到來。
當然,要處理這些關係,就必須涉及文學與文化的關係、文學自律與他律的關係,但是我們必須關注關係的雙方在矛盾運動中互滲互補,可能走向融合與統一。其實,有的矛盾關係對峙難解源於研究者的觀念、理解相異。比如,20世紀末建立的高校文科二級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由原來具有歷史親緣關係的兩個學科,即世界文學、比較文學融會、整合而成的新專業。在兩個世紀之交,爭議頗多,很不一致,有人認爲世界文學學科被比較文學“吞併了”,有人認爲這樣“合併”造成比較文學學科的“混亂”。⑤經過反覆研討,問題趨向解決。衆所周知,先有世界文學,後有比較文學;沒有比較文學,就沒有開放式的世界文學。這一新專業的出現,不僅爲世界文學,而且爲比較文學的教學改革和科研的“定向”提出新的挑戰、啓示、思路和課題。充分發展新專業的優勢和積極建設原有的兩學科是並行不悖的,務必正確處理三者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努力促進比較文學向總體文學“飛馳”趨至“合二爲一”,讓真正成熟的“世界文學”或“世界文學的時代”早日出現。
現在從我們提及或簡介的當代西方文學史觀來綜合思考,不難見出其多元特性及其對我國文學研究與外國文學史編撰之滲透、導引、示範的功能。不寧唯是,我國爲數衆多各類型外國文學著作,主動而不同程度地吸取域外文學史理論,大都曾爲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發揮積極促進作用。尤其在清除庸俗社會學影響之後,外國文學史重構、名作家重評、名作重讀的呼聲日益高漲。確如陳衆議研究員所強調的那樣,文學及文學經典是說不盡的。”就文學史編寫的方法論而言,過去社會一歷史批評方法一家獨尊,此後西方的精神分析學派、文藝心理學派、神話一原型學派的理論爲我國外國文學工作者探索東西古今文學創作的心理活動提供了比較明朗的線路。此外,除開俄國形式主義批評,還有從英美新批評到結構主義批評和解構主義批評,甚至還可以鏈接當下新的文學批評即從北美到歐洲的生態批評,這一切對中國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領域的良好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但是,當代西方的文學史觀與中國的親和、影響關係,也應作“一分爲二”的辯證分析。
20世紀70年代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誌着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近30多年來,外國文學研究連同外國文學史編寫迅速發展並取得重大成就。西方文學理論和西方文學史觀的不斷引進和借鑑,功不可沒。與此同時,也存在缺憾和失誤,這是不容忽視的。迄今,尚未見出名副其實的體現了自己獨立體的“中國外國文學史”。有的學者、專家十分關注如此缺憾,並着力開展這方面的實踐。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吳元邁先生,10年前(1999年)在第六屆外國文學學會年會開幕式上的發言(與1995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組織的外國文學學科調研組的報告基本一致),在充分肯定新時期外國文學研究的同時,也指出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不能“以我爲主”,還沒有建立自己的體系,編著出版的大量各類外國文學史多數是“大同小異”,重複敘述,盲從西方文論、文學史觀現象相當嚴重。爲了改變這種狀況,他積極建議:大力開展建立“中國外國文學學”(即外國文學研究的研究)專業活動。我很贊同吳元邁先生的意見,在“關於中國人編寫外國文學史的幾點思考”的發言中,也提出了“先編寫一部中國外國文學史的編纂史,作爲日後編寫真正中國特色外國文學的基礎”。其實,吳元邁此意早已有
之,他是1995年“外國文學學科調研報告”的執筆人(我也參加了調研活動)。這份“報告”即已提出頗有見地的建議:“九五”期間外國文學界務必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爲指導來研究外國文學,大大加強精品意識,拿出無愧於時代的著作來,其中,自然包括當代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的編寫。可以這樣說,近十多年來,我國外國文學史的編寫取得了重大成績,如深化了“精品意識”,加強了“比較意識”等。提起如此進展,不可忽略吳元邁主編的《20世紀外國文學史》(國家社科規劃重大項目,譯林出版社,2004年)。該項目結項時,我曾代表審讀專家組發言,給予它很高的評價,認爲它在20世紀外國文學研究乃至中國外國文學史編寫中有較大的突破。僅舉一例,即可證實。比如,華裔美國文學部分的編寫者進行了認真細緻的跨文化思考:“華裔美國文學的確有其異於中國文學的獨特性,但它又割不斷與中國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繫”。爲此,華裔美國作家不能絕對獨立,也不能絕對繼承。由此可見,在有關外國文學史中華裔美國文學的“邊緣特質”作深切的跨文化反思,很有必要。此書問世後,學界反映良好,全書五卷250萬字,爲我國此後的外國文學史研究的拓深和繁榮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對“中國外國文學學”和自己體系的外國文學史的建設大有裨益。由是觀之,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尚在建設中,從總體上來說,真正的自己的體系還未形成。事實如此,從兩個世紀之交迄今又十多年過去了,當代中國外國文學的撰寫,仍未見出獨立的體系。在充分估價近十多年(擴大到新時期)“外國文學史”編寫成果時,適當反思其不足,很有必要。
在常見的大量的外國文學史中,像五卷本《20世紀外國文學史》還是少有的。許多外國文學史編寫者對西方“新”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史觀中“新”的闡釋未經精思而急於拿來,立即運用,於是在他們編寫的論著中產生了消化不良的厭食病,這帶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說到此處,吳元邁多次提出警示:中國必須建立“以我爲主”而富有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學”,言猶在耳。
接下來,我們進一步辨別當今外國文學編寫中的幾種偏向模式。我們再也不能沿襲長期以來奉行的“四段論思維模式”了,這類“模式”在所謂“社會思潮史”的導引下,偏重於主要作家作品的評析,即主要作家作品所在的時代與社會、主要作家的生活創作道路、主要作品的思想意識和主要作品的藝術特徵。我們再也不能滿足一廂情願式名家名著評論的環節連套,以及表面鏈接文學思潮更迭的模式了,這類“模式”對文學的發展僅作單純歷史性講述。外國文學史當然離不開作家作品系列研究,但不可止於此,而重在“史”的評說,其中貫穿全程的文學史理論是“重中之重”。有人據此推出《劍橋美國文學史》(8卷本,哈佛大學伯克維奇主編)作爲頗富當代創意而具有重大影響的文學史專著的代表,現在還沒有這樣著名而自成體系的文學理論;卻又特別強調:即使西歐現存的文學史理論,也還有一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梳理與借鑑、批判與吸收的問題,不可拿來就用。可以認同此說,但仍須解釋和辨識。文學史並不完全等同於文學批評史。儘管文學史家務必運用文論來闡釋,文學史理論也並非一成不變而充滿主觀因素的史論,文學史觀應該“與時俱進”;儘管作爲“歷史分支”的文學史“必須以史論爲基礎”之說很有道理。真正的文學史理論卻又是“動態的”,並有吸納東西古今理論的“特異功能”。我們如此辯證而認真辨識、評審自己的成績和缺失,從如此視角來期待新的中國式的外國文學史,絕非西方任何一種“模式”的生搬硬套(包括西方的文學史觀和文學史理論),卻又廣泛包容中西文化(文學與文論)的精華,從而展現中西文化(文學與文論)“融合會通”燦爛光彩。
二、關於構建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的設想
精細的讀者可能注意到,本文多次提及過去高校常將世界文學與外國文學等同稱呼,將外國文學史稱作世界文學史,甚至高校開設的外國文學課程重點講授名家名作也與外國文學史或世界文學史混爲一談。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批評,並予以科學“界說”,《外國文學研究》也多次刊發專論研討,可以參閱。這裏單就外國文學或外國文學史而言,筆者引用舊作《外國文學史》“緒論”開宗明義的一段話,即可見出其與世界文學或世界文學史的密切關係和嚴格區別:“顧名思義,外國文學不包括本國文學,係指本國之外的世界各國文學,但它又必須與中國文學彼此呼應,相互觀照。從東方到西方,從古代到現代,由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國、各地區文學所組合而成的世界文學,多方面地反映了人類社會的嬗變過程與人類審美思維發展的軌跡”(王忠祥1)。在西方文學史上,在東方文學史上(自然包括中國文學)確實擁有許多影響深遠的偉大作家作品,作爲特定“課程”,務必突出講授,卻又不能代替文學史的學科任務,前文相關處,已有所涉及,後文相關處還可適當聯繫,爲了節約本文篇幅,只可點到爲止。但外國文學研究者和外國文學史編寫者對於上述一類問題,不可“掉以輕心”。明鑑於此,議論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的設想就方便了。
構建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的設想並非“空中樓閣”,它是針對我國目前的外國文學研究的不足和缺憾而提出的,而且力求其理論和規劃符合科學發展觀和自主創新精神。建國60年來,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包括國別外國文學史研究,獲得了可喜的成績,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也出現了很多缺點和失誤,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1、同水平重複比較多,搬用西方的理論而脫離中國的實際;2、言說方式嚴重歐化、失語,搬用西方名詞;3、庸俗社會學流弊還未徹底清除;4、缺乏中國特色的獨立體系,因此重構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非常必要。
我主張特別關注從斯達爾夫人到勃蘭兌斯,從季莫菲耶夫到斯諾林的文學史觀,他們的基本特點就是以史爲經,以作家作品爲緯的文學史結構。對此還應以中國文學批評史爲“參照系”,這是建立自己獨立體系的需求。比如,郭紹虞和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有經(朝代更迭分期)、緯(特定朝代的文評現象與文評家)之分,經緯度交織而結合。我參考這類模式,並認真梳理新的體悟,再在綜合衆多學者、專家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我的文學史構建設想。總的來說,我們還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方法,摒除庸俗社會學的影響,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爲指導,要堅持做到“四性結合”與“五環互動”。正確理解和實踐“四性結合”很重要,如沒有四性結合,也就談不上五連環協作。
在當今學界研討文化(文學)全球化與本土化“二元並存”、“雙向交流”、“多元混合”的背景下,在堅持本土文化身份和弘揚民族文學優良傳統的原則上,強調外國文學作品重讀重評。鼓勵外國文學史重構重編,如我們所知,這是“與時俱進”的需要。我在《構建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新範式》中曾予以翔實論證,此處不必多議。然則,構建中國化(形成自己獨立體系)的外國文學史,如何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切實突出中國文化精神特色而且模式創新,顯然是重大的關鍵所在。依我之見,一部外國文學史從策劃到編撰的全過程必須始終貫徹“四性結合”,即世界性、本土性、比較性、當代性的融通調適,書稿是否達到這樣的準則,有
關既定專家評審當然重要,同行學人(包括持不同意見者)參加議論也不可少,並行不悖,應向諸葛亮學習——“集思廣益”。
將世界文學的遠景當代化,大肆宣揚其“全球化與多元化”相見歡的文化屬性,這是當下帶有國際性的熱門話題。在這裏,我完全同意陳衆議先生在《爲有源頭活水來——當代世界文學與中國文學三十年》以及《經典背叛及其他》兩文中有關部分所指出,全球化與多元化之說貌似平等,其實不然,甚至“也是一個悖論”。切勿任意機械搬運使用,謹防走“西方化”或“美國化”的舊路,政治經濟方面如此,文學文化方面亦如此。辨識諸如此類問題之後,講述“五環互動”的設想就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比較方便了。所謂五環互動的“五連環”,即指以下五個方面:
1、運用文學史論講述歷史條件、自然和社會環境、文學土壤和時代人文精神。採用以“面”帶“點”,點面結合的模式,堅持歷史的講述和文學審美的批評方法論,這完全符合文學從來就是人類對生活與時代審美反映的史實。2、作家作品評鑑力求清晰,名家名著突現其應有的地位,卻又不拋棄一般的作家作品。誠然,文學史絕非名家名著評論集,卻又必須防止“去經典”、“去中心思潮”理論的誤導。3、文學思潮發展過程要系統化,努力表現和闡釋其中含混的多元化的文學矛盾。在文學史上,有些小流派影響深遠,也應予以適當關注。4、我認爲文學是廣大讀者、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對話的場所,交匯感悟的地方,一部外國文學史旨在讓人們交流、接受文學意識。5、重構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史,務必以中國古今文學發展史爲參照系,平行比較與影響比較並舉,這樣才便於促進東西、中外文化文學交流。這樣構建中國式的外國文學史,只是表層設想,真正把文學史做到深層次,還需要進一步的論證和精細的思考。比如,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如何凸顯審美“人學”發展過程,就應該認真探索。
現在,從總體上解說“五環互動”協作關係,並適當舉例證實。組編任何類型的外國文學史,均應始終堅持“五環互動”原則。所謂“五環”已作簡介。“五環”之中以第五環爲主幹,在第五環的統領下環環相扣,突出中國特色必然包括自己體系的形成;各環互動不僅表現爲語言文字方面的呼應,而且體現在“史”的敘述和“論”的闡釋等內容結構之中。這裏可以舉證,簡說一番。研究我國當今著名戲劇家、導演黃佐臨“寫意戲劇觀”者,大有人在。有些學者如此稱讚黃佐臨的“寫意戲劇觀”:黃佐臨提倡充分運用中國傳統戲曲的重在寫意的原理,並以此爲基礎,吸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的戲劇理論,經過相互滲透,彼此交融,從而積極建立新的中華民族話劇演劇體系。我以爲如果不那麼膠柱於“名詞”釋義,黃佐臨的“寫意戲劇觀”確有其重大的審美實踐價值,即以弘揚中國戲曲優勢爲基本,並努力吸收西方戲劇及其理論精華,執着追求“梅蘭芳戲劇體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體系、布萊希特戲劇體系的綜合”。理所當然,如此既顯示中國特色又達到中西會通之妙境的“綜合”,需要經歷長期反覆的研討和實踐,絕不是一蹴而就的。黃佐臨關於“寫意戲劇觀”解析中的“四寫意”之說,雖然不完善甚至自相矛盾,但他走向中西戲劇通過“對話”而“綜合”的道路卻是可信且可行的。其實,黃佐臨提出“寫意戲劇觀”是有其時代感應的,此前學界早已有“西方文學與文論重在摹仿寫實,中國文學與文論重在寫意抒情”之說。無論中西學界,關於此說的“爭鳴”也是存在的事實,“爭鳴”可以求同存異。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編的《外國文學研究論叢,中國現代文學專輯》(1985),以及上海師大學報編輯部主編的《海外中國學》(專輯,1986)中有關論文,均可參閱。
在此,我樂意順便簡介吳元邁主編的全國幹部學習培訓教材《外國文學》(2006)。這部教材由全國幹部培訓教材編審指導委員會組織編寫,歷史與文學藝術教材編審委員會(吳元邁、王忠祥參加)審定。此書達到胡錦濤主席在總體“序”中提出的要求,“要堅持少而精、管用的原則,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要使教材“切實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胡錦濤1)。《外國文學》突破了過去較長時期採用的“二分法”侷限,即把外國文學分爲西方文學(歐美文學)和東方文學(亞非文學)融爲一個整體,包括五千年的歷史並涉及五大洲的文學;各國曆史時期各個地區(各國)文學,均能發揚“點”與“面”結合的優勢,並適當關注不能進入名家名作專節而又值得進入文學史的作家作品(“小概述”中予以簡約介紹)。《外國文學》最大的優勢,如其“緒論”所指出,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倡導的文評原則:“歷史的和審美的”,它與我所講述的“五環互動”的精神大體一致。也不必諱言,由於幹部學習的基本特性和實際需求,這部教材受“簡明扼要”的體例所限,不允許充分表述中西古今文學與文論交流,也不可能充分評議其中平行與影響比較性的研討。
話說到此,仍須補述幾句。從兩個世紀之交到2010年,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外國文學教師和兄弟院校外國文學工作者一道,爲構建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下過功夫。比如,《外國文學史》(1-4卷,王忠祥、聶珍釗主編)的出版(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2000年),以及“國家級精品課程教材”《外國文學史》(1-4卷,聶珍釗主編、王忠祥顧問)的出版(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就充分表現了“精益求精”的艱苦奮鬥精神。尤其是後者,與《外國文學》同樣把“東方文學”和“西方文學”會通融合爲一體,堅持“四性”即科學性、系統性、學術性和實用性原則。也無可諱言,如其後記所說,還“存在一些問題”,可作“進一步的修訂”。儘管《外國文學》與《外國文學史》(1-4卷)和人們理想的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還有明顯的距離,但這一類著作給予我們的啓示是值得我們深思和採納的。
我很認同童慶炳先生的高見,不能再走“全盤西化”和“固守傳統”的舊路了。既要遠離民族虛無主義支持的“西化”,也不迷戀極端民族主義支持的“化西”,學術總是可以通過不同方式的“平等對話”,互相借鑑,彼此溝通,求同存異,並肩前進。錢鍾書先生在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談藝錄》“序言”中早已指出,文學性(以及文論性)的演變,主要標誌着人類文學(及文論)的走向,即“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海、北海、道術未裂”。爲此,通過古今、中外、東西對話,反覆研討文學性和文學理論的歷時演化和共時並存的複雜態勢,很有必要。不必諱言,基於“對話”的“整合”務必伴隨“爭鳴”進行長期調整和“適應”。像學貫中西的大師馮至、朱光潛、宗白華、錢鍾書、季羨林等在這方面取得豐碩的成果,值得當今學人認真學習。
總之,構建當代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史,無疑是一項特殊重大而歷時較長的審美“人學”工程,任重道遠,各方面的矛盾衝突和艱難險阻不會少。然而,這項工程和建立“以人爲本”、“以我爲主”的“中國外國文學學”有密切鏈接關係,前者(編寫自成體系的外國文學史)是後者的必由之路。爲此,我們必須堅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難,跨越一切險阻,奔向光輝的前程。我雖耄耋之年,仍願爲此克盡綿薄之力。事實正是這樣,只要我們牢實把握馬克思 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理論的基本特性,遵循“承傳——超越——創新”的規律,勇攀學術高峯,我們一定會有屬於中國、形成自己體系的外國文學史。
據我所知,在弘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發展觀的照耀下,各層次各類型研究外國文學史的專家學者,以及這些方面著作的編撰人,正在爲構建具有獨立中國特色的新外國文學史奮戰不息。教育部特大攻關項目之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外國文學史》編寫組已開展工作,勢頭很好。誠如聶珍釗教授所指出的:馬工程《外國文學史》教材務必“充分反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充分反映本學科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言而喻,各界廣大讀者和有關文教工作者殷切期待這樣的新外國文學史。今日世界文壇,需要真善美三合一的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它必然通過世界文學的比較性和比較文學的世界性的講述,充分表達“中國心”、“文學情”和“世界愛”。
注 解
①王忠祥:“關於中國人編寫外國文學史的幾點思考”,載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生課程教材《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方法論教學參考資料彙編》(王忠祥蘇暉編,內部印發)第25-31頁。另參閱王忠祥:“構建中國特色外國文學史的新範式”,《文學教育》(下)11(2008):004—008。
②“外國文學研究與編纂60年”一文講述了前三類文學史觀:一、弗裏契《歐洲文學發展史》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文論系統評析歐洲文學,但奉行經濟決定理論,有庸俗社會學弊病,其割裂“自律”與“他律”關係的偏激文學史觀在蘇聯和我國學界都被清理過。二、美國文論家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一書,強調文學史的編寫必須在一定的文學理論指導下進行,反對庸俗社會學文學史觀。三、英國文論家阿諾德·蒙塞提倡“他律論”的文學觀,主張文學的外因和內因“相加結合”,但如此“相加結合”是機械性的,並非“自律”和“他律”的辯證統一。以上三種文學史觀對我國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以及外國文學史的編寫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和借鑑作用,卻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侷限,難以合理解決文學自律和他律的辯證關係。於是,20世紀中後期,有不少學者積極引入德國文學史批評家姚斯的接受美學觀點,認爲文學史是動態的文學史,應該尊重讀者的反映,似可將它稱爲第四類文學史觀。往後奔馳於文壇的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學史觀,自然可作爲第五類了。
③參見孫鳳城:“淺談《新編歐洲文學史》”,《文學史重構與名著重讀》,李明濱陳東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0-16。
④高玉認爲:“我們今天通常所說的外國文學實際上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由原語外國文學和譯語外國文學兩種性質不同的外國文學組成。現實中,相應地表現爲外語學科的外國文學和中文學科的外國文學。它們在性質上具有本質的差別,但又緊密聯繫,難以決然分開,可以說異質而同構。從一種研究視角來說,它們並存而互補,對於現實各有其作用和貢獻。”參見《“話語”視角的文學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61-172。
⑤參見汪介之:“‘世界文學’的命運與比較文學的前景”,《外國文學研究》6(2004)123-129。陳衆議:“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第九屆年會開幕詞”,《外國文學動態》6(2007):39-40。第九屆年會主題是“走近經典”,與會者主要從“經典重讀”、“文學經典的時代性”、“文學經典與民族性”、“文學經典的傳播與教學”四個方面進行了討論。
⑥參見《科學發展觀重要論述摘編》一、二、三、四、五、六部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57。前文見《文藝報》2008年11月1日,後文見《外國文學研究》2010年第2期。
⑦參見童慶炳:《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338-339。
⑧參見報道“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外國文學史》教材大綱討論會召開”,《外國文學研究》;(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