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學論文
文學是全人類的科學,文學依靠着其語言文字的獨特魅力展現了客觀現實。下文是本站小編爲大家整理的關於英國文學論文的範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淺談英國文學教學的新思路
摘要：近年來，英語專業文學課面臨邊緣化困境。本文結合教學實踐，提出，主張經典閱讀和現代多媒體教學手段相輔相成、在文學史學習的基礎上引入方法論教學、採用雙主教學模式，進而提高學生的語言技能、培養人文素質、發展智性水平。
關鍵詞：經典閱讀 多媒體教學手段 方法論教學 雙主教學模式
一、英國文學教學的目標和意義
近年來，國內要求改革英語系課程的呼聲越來越高, 英國文學課時一再被壓縮, 英語專業學生逐漸遠離英國文學，文學課面臨邊緣化困境。
在高等教育發生鉅變的大背景下,我們首先需要明晰文學教學的目標和意義。根據2000年頒佈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文學課程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閱讀、欣賞、理解英美文學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和方法。通過閱讀和分析英美文學作品，促進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的提高，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瞭解。” 。這一表述提供了文學教學的基本目標，我們可將其概括爲以下幾點。
首先，就語言學習的而言，文學是一個民族語言的精華。經過基礎的語言學習，文學閱讀能使語言能力產生質的飛躍。可以說, 經典英國文學作品個個是英語語言的精品, 要獲得一流的語言能力，閱讀文學是必經之道。正如著名學者虞建華教授所言，“外國文學是學好外語難以迴避的途徑。”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文學能養成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視野。事實上，英國文學作品中對時代特色、社會制度、生活習俗、價值觀念等都有形象深刻的闡釋，走進一部英國文學作品，就等於進了一次文化大觀園，通過文學認識英國文化，功效是任何文化類書籍難以企及的。
同時，文學教學是提高人文素質的有效途徑。在當前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影響下，學生人文素質每況愈下，國內高校一直倡導人文精神的迴歸。而經典英國文學作品中無不閃爍着人性的光芒和對人生的深沉思考。學生在文學學習中獲得心靈的感動，從中汲取精神力量，潛移默化中提高了人文素養。因此，在英語系的課程設置中，文學課的最大優勢就是人文精神。
可見，英國文學教學既有實用性、又超越了實用，不僅有利於專業技能的提高、而且有助於人文素養和智性水平的培養，對於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具有深遠意義。
二、
面對當前文學教學的困境，針對教學存在的問題，如, 怎樣消除學生對文學的敬畏心理，激發他們探究作品的慾望, 從而感悟文學的魅力和真義? 在課時壓縮的情況下, 如何使學生掌握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 提高自學能力和鑑賞能力? 課堂教學如何能既兼顧課程特點、又有效吸引學生積極參與?下文試圖就以上問題逐一探討。
(一)經典閱讀和多媒體教學手段相輔相成
加強文學教學，經典閱讀是必經之路。但是，現在社會普遍急功近利，加之文化消費模式的鉅變, 學生們更願意閱讀輕鬆的作品、或者選擇現代科技帶來的多種感官的享受。因此，學生原著閱讀狀況令人堪憂。
針對這種情況，一方面，我們應儘量指導學生閱讀原著，並以量化的指標促進閱讀，作爲考覈的依據之一。同時，我們應看到信息技術和文學教學並非截然對立。相反，如果運用得當，還可取長補短。事實上，多媒體教學手段不僅有助於、而是更適合於英國文學教學。
受傳統教學手段的制約，文學課的氣氛極易變得沉悶。由於課堂上沒有興趣， 課後閱讀也就變得不積極，許多美不勝收的名著在學生看來枯燥無味。多媒體多渠道的信息傳遞方式，爲文學教學帶來了生機。英國文學信息量大、形象性強，尤其是多部名著拍成電影、電視劇，爲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創造了條件。
在教學中，我們適當運用了現代教學手段，並將之貫穿於備課、上課和課後輔導的全過程。首先，課前安排學生觀看錄像,以課件形式列出推薦閱讀書目和思考題。在備課過程中，師生合作製作課件，內容覆蓋教學內容的方方面面，作家作品圖片、作品及電影精彩片段、多個層面的思考題、代表性的評論摘要、課後延伸的閱讀書目和思考題等。在課堂教學中，配合討論內容，逐層演示課件; 觀看電影片段後，引導學生辨析電影和原著的異同。
作爲一種高效的教學手段，多媒體教學增加了教學的容量和密度，提高了教學效率，增強了教學的視聽效果，讓學生在課堂學習中始終保持渴求、上進的心理狀態。更爲重要的是，多媒體教學手段可以引發學生對作品的探究慾望。可以說, 適當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能夠促進英國文學教學和經典閱讀。
當然，閱讀經典是個漫長的過程,需要踏實的學風。多媒體教學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將其和閱讀經典有效結合，才能最終領略英國文學的風采和神韻。
(二)文學史和方法論並行不悖
傳統的文學教學很少涉及方法論，通常採用四步曲: 背景流派—作家生平—作品情節—作品選讀。近年來，傳統敘事式文學史受到方法論的挑戰，一些學者主張忽略文學史教學。一時間，文學史和方法論，孰重孰輕，莫衷一是。
筆者認爲，在國內英語系本科生的教學中，仍需強調文史不分家的觀念，理清文學史的脈絡，大體瞭解文本產生的歷史背景。因此，文學教學仍需以歷史進程爲順序、以流派轉換爲線索。
但是，文學教學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教師大多隻講授文學史和選讀,而忽視能力的培養。學生滿足於知識的記憶，缺乏探索問題的能力, 鑑析作品時離開老師就手足無措。英國文學作品浩如煙海，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尤爲重要，而有深度的文學鑑賞有賴於方法論的掌握。因此，主張在瞭解文學史的基礎上，將學習上升到文學理論的層次。當然，文學理論抽象難懂，但我們是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作一介紹，並利用其指導教學，逐步提高文學修養。
以文學爲研究對象的方法論包括社會歷史研究法、象徵研究法、精神分析研究法、敘事學研究法等等。在教學中，我們可選擇實用並貼近不同作品的方法論做基本介紹，並將其應用到作品分析中。
《西風頌》晦澀的語言常使學生望而卻步。對於這首詩，我們可採用象徵研究法。西風象徵一種勢不可擋的精神力量，它一方面摧枯拉朽，一方面把新生激發。詩人把西風與其要表達的意念融爲一體，圍繞這一中心象徵，依次出現了落葉、有翅的種子、流雲等相關意象，分別象徵死亡、再生等。它們與西風形成層層遞進、結構緊湊的象徵體系，傳遞出詩人對新生的追求。清楚了西風的象徵意義，整首詩的理解就活了。可以說，象徵研究法是把握本詩內涵和形式統一的關鍵,也是解讀許多文學作品的重要方法。可引導學生運用該方法論延伸閱讀，例如《虹》和《到燈塔去》等。
在考察《呼嘯山莊》獨特的表現手法時，可運用敘事學理論。小說的敘述方式令人迷惑不解，其原因是採用了一系列第一人稱敘述，並改變了傳統的線性敘述。小說開局，洛克伍德來山莊看望房東，從女傭口中得知許多怪事。此刻小說已近尾聲，希斯克利夫的報復已基本成功。讀者急切想了解其中的祕密。小說中，凱瑟琳和伊莎貝拉還從各自的角度講述部分真相。之後，洛克伍德重返山莊，驚訝於這裏的重大變化，並從女傭口中得知來龍去脈。這種敘述角度的多重變化和敘述時間的倒錯在十九世紀小說中極爲罕見，使小說極富懸念。《呼嘯山莊》爲介紹敘事學基本概念提供契機，而敘事研究法爲欣賞小說帶來獨特的視角。
精神分析法則適合於《兒子與情人》。小說中的保羅情感的分裂提供了 “戀母情結”的典型個案。保羅的母親婚姻不睦，於是轉向兒子尋求寄託，直到佔據兒子情感的中心。對母親的依賴扭曲了保羅的感情，使他和米麗安、克拉克相愛時都無法建立和諧的關係,陷入分裂的困境。
我們還可用女性主義研究法來研究女性文學作家;對於保留了作者傳記或藝術主張的作品，可運用傳記研究法。同時，引導學生用不同方法論研讀同一作品，使學生領略到作品“橫看成嶺豎成峯”的境界，拓展發散思維，提高智性水平。
(三)兩種教學模式的優勢互補
教學手段和內容的改革，離不開教學模式的探索。所謂教學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學思想和教學理論指導下的、在某種環境中展開的教學活動進程的穩定結構模式。傳統模式以教師爲中心，採用滿堂灌的講授式教學。 目前，國內英語系強調以學生爲中心，教師起到組織者和促進者的作用。以教師爲中心的教學模式不利於培養學生駕馭知識的能力;而鑑於文學課的特殊性，照搬以學生爲中心的模式同樣是不合適的。比較適合英國文學課程的是糅和以上兩種模式，既發揮老師的主導作用，又充分體現學生的認知主體作用。
在教學中，爲融合兩種教學模式，我們綜合多種教學方法，包括學生主題發言和演示法、直接問答法、討論法、教師演示法和講授法等。
課前安排學生閱讀文本，並佈置各類思考題;課堂教學時，對社會歷史背景、作家生平等已有普遍認同的問題，課前安排學生製作課件，並在課堂上演示，作爲成績考覈的依據之一。這種方法使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提高了參與意識、鍛鍊了實踐能力;
對於簡單的思考題，可採用直接問答法。有一定難度的思考題，則由老師引出話題，學生分組討論，教師在討論的基礎上，去粗存精、總結提高。這裏是將討論法和講授法有機結合;在引入全新的概念和方法論時，使用講授法，以“老師講授—學生接受”爲主，同時鼓勵學生提問質疑。
在教學過程中，主張將兩種教學模式有機結合，綜合多種教學方法，優勢互補，將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積極探索精神貫穿整個教學過程。 這種教學模式的實施，使文學教學成爲融閱讀、思考、辨析、實踐的綜合活動，激活了學生的思維和創造力。
總之，通過英國文學教學改革的實踐證明，採用現代多媒體教學手段激發閱讀興趣和促進經典閱讀;在學習文學史和選讀的基礎上，引入方法論教學;並糅合傳統“以教師爲中心”的教學模式和當前“以學生爲中心”的兩種教學模式、使其優勢互補，是英國文學教學和學習走出困境、提升學生綜合素質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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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學論文篇2淺談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之生成與演變
摘要:英國文學經典並不等同於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那些成了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必然經過了文化的過濾和轉換。英國文學經典的中國化與中國譯介者的眼光和視野是分不開的,並與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主流文學傳統緊密相關。英國文學經典“中國化”後,就成爲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甚至成爲中國文學經典的一部分,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和演變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並改變了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和特徵。
關鍵詞:經典;英國文學;生成;演變
我們通常總以爲,所謂英國文學經典也就是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二者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差異,即便有些差異,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實際情形恐怕並非如此簡單。確切地說,英國文學經典並不等同於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正如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並不等同於英國的中國文學經典一樣。
英國文學經典在中國經歷了一個生成與演變的過程,這個過程漫長而複雜。在這一過程中,應當存在以下三種基本情況:1.一些英國文學經典自然成爲了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如莎士比亞、狄更斯;2.一些英國文學經典並沒有都成爲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或者只是在經歷了漫長的時間之後才漸漸被中國讀者所理解和接受,譬如華茲華斯與柯勒律治;3.一些非經典的英國文學卻在中國突然成爲了經典,併成爲了中國的英國文學的代表,譬如《迦茵小傳》,由於其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和演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這些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甚至成爲了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因此,考察和辨析英國文學經典,尤其是上文提及的後兩項在中國的生成和演變過程、規律及其原由,應當是一個極有意義和價值的課題。
一
魯迅是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不僅是偉大的小說家、批評家、理論家,而且還是傑出的翻譯家。在《魯迅論外國文學》一書中,魯迅論及的英國作家共18位:莎士比亞、彌爾頓、斯威夫特、彭斯、司各特、騷塞、拜倫、雪萊、濟慈、卡萊爾、阿諾德、史文朋、道登、王爾德、哈葛德、肖伯納、吉辛和柯南道爾。
這裏所涉及的顯然並非都是英國文學的經典作家,而對於英國的現代主義作家,譬如艾略特、喬伊斯、伍爾夫等,則根本不在魯迅的視野之內,儘管在魯迅先生去世之前這些現代主義作家早已是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小說家或詩人了。專就浪漫主義文學而言,魯迅論及了5位作家。在魯迅眼中拜倫與雪萊顯然是經典,至於騷塞,魯迅只是在論及拜倫時偶爾提及:“蘇惹(騷塞)亦詩人,以其言能得當時人羣普遍之誠故,獲月桂冠,攻裴倫其力。裴倫亦以惡聲報之,謂之詩商。”而對於另外兩位更重要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與柯勒律治,魯迅先生則不著一字。
我們再來看看美國當代理論家、批評家布魯姆是如何評選英國文學經典的。1994年,布魯姆在其久負盛名的《西方正典》一書中選出了26位經典作家,其中屬於英國文學經典的有11位,幾乎佔去了其經典的一半。
他們是莎士比亞、喬叟、彌爾頓、薩繆爾·約翰遜博士、華茲華斯、簡·奧斯汀、狄更斯、喬治·艾略特、喬伊斯、伍爾夫和貝克特。當然,即便布魯姆的選擇具有權威性,但也並不意味着以上作家就代表英國文學經典的全部。顯然布魯姆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又補充道:“爲何不選斯賓塞、本·瓊生、斯威夫特、布萊克、亨利·詹姆斯、布郎寧、葉芝、勞倫斯和其他許多人呢?”即便加上這個補充的名單,英國文學經典在這裏依然是有限的。
比較一下魯迅和布魯姆各自挑選的英國文學的作家名單是頗有意味的。在魯迅那裏極受推崇的拜倫和雪萊根本就不入布魯姆的法眼,即便在他後來補充的名單中也難列其中;而布魯姆心中的那些代表了“民族之經典與文類之經典的崇高性和代表性”的英國文學作家也大都難以引起魯迅的興趣和關注。他們之間選擇的差異是如此鮮明而突出,而他們的選擇又都絕不是隨意的、任意的,這便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深思。美國當代著名文藝理論家艾布拉姆斯的《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主要討論的是浪漫主義文學理論,書中重點分析了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還有雪萊、哈茲裏特、基布爾及其他,卻沒有論及拜倫,這大概頗能代表西方學術界的觀點。
魯迅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深遠而持久,這中間當然也包括他對中國的外國文學譯介和研究的影響。1979年出版的由楊周翰先生等主編的《歐洲文學史》,是一部在國內影響了一代人,乃至幾代人的文學史。書中對於英國“湖畔派詩人”有這樣一段論述:
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騷塞在法國革命初期對法國革命還表示歡迎,雅各賓專政時期,他們又感到恐懼,深怕法國人民的革命行動會影響英國人民,因而開始轉變,仇視革命和民主運動,頌揚統治階級的國內外反動政策,推崇國教,擁護“神聖同盟”。……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都曾系統地闡述自己的文學主張,他們強調作家的主觀想象力,否定文學反映現實,否定文學的社會作用。湖畔派致力於描寫遠離現實鬥爭的題材,謳歌宗法式的農村生活和自然風景,描寫神祕而離奇的情節和異國風光,美化封建中古。他們筆下的大自然往往帶有神祕色彩。
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這段文字幾乎成了我國評價英國湖畔派詩人的經典之論,它以各種形式出現在各種外國文學史著述之中。其實,早在1956年中山大學編的《文史譯叢》創刊號上就刊載了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的《英國文學概要》,其中對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評價與《歐洲文學史》上的這段文字大體相同,這就意味着後者基本上沿用了蘇聯學術界的觀點。
在20世紀80年代初由朱維之主編的《外國文學簡編》中,編者索性將浪漫主義分爲積極浪漫主義與消極浪漫主義。關於英國的消極浪漫主義,書中只提到半句,“在英國有所謂‘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騷塞等人”,編者甚至都不願意用一個完整的句子。書中重點分析的仍然是雪萊和拜倫。因此,這時期在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作家就是拜倫和雪萊,而“湖畔派”作家則幾乎不值一提。
這種情況到了20世紀90年代纔開始有所改觀,1999年由鄭克魯等主編的《外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就專門爲華茲華斯安排了一節,置於拜倫之前。在新版的《歐洲文學史》中不再將浪漫主義分爲積極浪漫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而是將浪漫主義詩人分爲兩代:第一代浪漫主義詩人代表爲布萊克、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第二代浪漫主義詩人代表爲拜倫、雪萊和濟慈。
“華茲華斯以心靈的歷程與平凡中的瞬間等文思影響了喬治·艾略特、喬伊斯、普魯斯特等作家;柯勒律治則以有關想象和藝術創作的理論影響了現代批評觀,尤其是新批評派。從某種意義上,即使不提他那才華橫溢的詩作,他在理論上的貢獻也可使其穩居偉大作家的高位。”{5}書中對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的評論文字要略多於拜倫與雪萊。2003年修訂再版的由朱維之等主編的《外國文學史》雖然仍爲拜倫、雪萊安排了專節論述,但對於“湖畔派”三詩人也增加了千餘字的論述。
二
英國文學經典在中國的生成與演變過程也就是“英國文學經典中國化”的過程。英國文學經典的中國化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英國文學經典被譯介到中國,並在中國傳播及發生影響;二是英國文學作品在中國被經典化,並被賦予了更多的價值和意義。英國文學經典並不一定成爲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英國文學經典進入中國必定經過了一個翻譯、過濾、轉換、變形的階段,經過了這一階段的英國文學經典便成爲了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
英國文學經典的中國化大約是從19世紀末開始的。據郭延禮考證,“中國近代翻譯文學當始於19世紀的70年代……小說以1873年初(同治十一年臘月)蠡勺居士翻譯的英國長篇小說《昕夕閒談》爲代表”。該小說凡三卷,55節。小說通過一個貴族的私生子康吉的生活經歷,描寫了法國波旁王朝後期倫敦和巴黎社會生活的淫靡和墮落。但這部小說絕對算不上英國文學的經典,在當時中國的影響也非常有限。“《昕夕閒談》雖知是英國小說,但何人所寫?至今也不大清楚”。小說作者都不大清楚,其經典性也就無從談起。
自此之後,英國文學作品陸續進入中國。從1919年至1949年,這30年期間是“外國文學大量涌入的非常時期,掀起了中國近代以來又一新的譯介浪潮”。這期間共翻譯英國文學作品達703種。從1949年到1966年這17年間,英國文學翻譯出版的高潮開始於1954年,結束於1959年,在這“短短的6年中竟推出了166種翻譯作品”。1978年以後,我國的英國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工作更是逐步走向了繁榮和昌盛。許多英國文學作品終於漸漸成爲了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
我認爲,英國文學經典成爲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或理由:
首先,英國文學經典的中國化最初是與中國譯介者的眼光和視野分不開的。最先接觸英國文學經典的是那些譯介者,譯介者的經典觀將決定他們對經典的選擇和譯介。最早翻譯英國小說的蠡勺居士,他翻譯英國小說的目的主要在於“啓發良心、懲創逸志”,“務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釣譽,真君子神采如生,僞君子神情畢露”。譯者評價文學的眼光主要在於倫理和道德。又譬如林紓,他在1899年翻譯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遺事》後,20餘年間,共翻譯了180餘種文學作品。
但這裏所涉及的英國作家大多爲二三流作家,屬於布魯姆經典名冊上的只有狄更斯。狄更斯的作品林紓譯有多部,如《大衛·科波菲爾》譯爲《塊肉餘生述》,《老古玩店》譯爲《孝女耐兒傳》,《尼古拉斯·尼克爾貝》譯爲《滑稽外史》,《奧列弗·退斯特》譯爲《賊史》,《董貝父子》譯爲《冰雪因緣》,這些小說固然是狄更斯重要的作品,但都算不上他最精彩的作品。我們過去通常認爲,狄更斯最重要的小說是《艱難時世》,以後又認爲《雙城記》最能代表狄更斯的創作思想和藝術成就,而西方學者大多數與布魯姆一樣,認爲狄更斯的核心作品應當是《荒涼山莊》。
而以上這三部小說均未能進入林紓的翻譯視野。顯然,林紓由於不懂外文,只有將選擇作品的主動權交給口譯者,而口譯者雖通外文,但均非學習或研究外國文學的。因此,他們對於西方文學並無系統地、深入地瞭解和認識,也不熟悉西方真正的經典,更多地只是注意到了西方當時比較流行的作品。
其次,英國文學經典的中國化還與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主流文學傳統緊密相關。“‘經典化’意味着那些文學形式和作品,被一種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並且其引人矚目的作品,被此共同體保存爲歷史傳統的一部分。”如果說英國文學經典中國化最初與中國譯介者的眼光和視野密不可分,那麼,越到後來在這一過程中起重要作用,或起決定作用的便是政治需求和意識形態了。美國翻譯理論家安德烈·勒菲弗爾將操縱文學翻譯的力量歸結爲: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
而就中國20世紀的翻譯文學來看,基本上是三者合一,主要是意識形態在起着操縱或制約作用,詩學和贊助人則往往成了意識形態的附庸或者同謀。就整體而言,中國最初對西方文學的翻譯,“名著佔不到翻譯小說的10%,而90%以上的譯作是屬於二三流乃至三四流作家的作品。”對於英國文學的翻譯情況也大體如此。究其原因,乃是因爲中國當時譯書的目的主要是借鑑其思想意義,文明的意義,而不是考慮其文學價值和意義。
以英語詩歌翻譯爲例,中國近代對拜倫的翻譯較多,他的《哀希臘》一詩就先後有梁啓超、馬君武、蘇曼殊、胡適四人的譯文。他的其他作品也經常被譯成中文,受到中國讀者的關注。而拜倫同時代另一詩人華茲華斯,雖然也有零星詩作被譯成中文,但卻並沒有引起中國讀者的關注。他詩歌創作的那種樸素自然畢竟離中國的現實較遠。
拜倫和華茲華斯,中國人更看重前者的經典性,後者則正好相反。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末,今天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爲華茲華斯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遠遠超過了拜倫。
這種意識形態對英國文學經典的操縱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更是愈演愈烈,最後只有與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相同或相近的文學纔可能被認爲是經典。於是,英國文學就只剩下一部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 1864-1960)的《牛虻》了。
蘇聯作家尼·阿·奧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曾對牛虻有過高度評價。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陸,這部作品成了影響一代人或幾代人的文學經典。但是,時過境遷,《牛虻》除了還算得上所謂“紅色經典”外,與真正的英國文學經典已經無緣了。
第三,英國文學經典進入中國語境,必定受到中國文化框架的過濾和改造,又在翻譯、闡釋、批評、傳播過程中變形轉換,已不可能是原封不動的英國文學經典,必定是已經中國化後的英國文學經典,它甚至可以成爲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英國文學經典如果要獲得中國文化語境的認同,就必須關注隱含讀者的文化渴求和期待視野,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它就必定會在不同程度上被誤讀、誤譯、重寫,甚至改寫。
譬如英國作家哈葛德(H. Rider Haggard,1856～1925),這位在英國文學史上幾乎不見經傳的作家,卻完全有資格和理由成爲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魯迅先生對於他曾寫過一段發人深思的文字:
然而才子+佳人的書,卻又出了一本當時震動一時的小說,那就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迦茵小傳》。但只有上半本,根據譯者說,原本從舊書攤上得來,非常之好,可惜覓不到下冊,無可奈何了。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對於婚姻的見解了。{3}
這裏先前的譯本指的是1901年由蟠溪子、天笑生翻譯的《迦茵小傳》(Joan Haste,1895)。1905年林紓和魏易翻譯了全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無論是哈葛德,還是他的小說《迦茵小傳》,在世界文學史上均沒有什麼地位,但林譯本一出,在中國影響深遠,並在中國近代文壇上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顯然,《迦茵小傳》雖然算不上英國文學的經典,但就其對中國讀者和作者的影響而言,它應當是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
對英語詩歌的翻譯、重寫、改寫的情況就更加普遍了。在翻譯過程中,最初的譯者往往採用中國古典詩歌的形式、文言形式,或五言、或七言、或騷體、或長短句,使得所翻譯的英語詩總是帶有濃郁的中國風味。譬如馬君武所譯的拜倫的《哀希臘歌》:
暴君昔起遮鬆裏,當時自由猶未死。
曾破波斯百萬師,至今人說米須底。
吁嗟呼!本族暴君罪當誅,異族暴君今何如?{4}這哪裏是英語詩,分明就是中國詩。以後的英語詩歌雖然主要改用白話文翻譯,但因爲英語和中文的差異太大,原封不動的翻譯總是不可能的。那種“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風味”的徹底和全部的“化境”,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
英國文學經典譯介到中國有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最初譯介到中國的往往並不是英國文學的真正經典,而英國的非經典作品常常在中國成了代表英國文學的經典。這種中國讀者與英國讀者對於經典在認識上的裂隙和差異,隨着文化交流的頻繁和深入也由大變小,最後趨於同一。這應該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趨勢,並且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爲轉移的。
三
英國文學經典“中國化”後,就成爲中國民族文學的一部分,成爲中國文學經典的一部分,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和演變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並改變了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和特徵。“既然翻譯文學是文學作品的一種獨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國文學,那麼它就應該是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的一部分,對我們來說,翻譯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英國文學經典在經過翻譯、轉換後就變成了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如果它對中國文學和讀者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那麼,它也就成了中國的西方文學經典,甚至成了中國的文學經典。
當然,英國 文學經典幾乎從來就不是直接地對中國作家和讀者產生影響的,它通常總是在被翻譯成中文之後才發生影響的。周作人說:“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外國文學的興味。我個人還曾經很模仿過他的譯文。”{即便是我國著名學者和作家錢鍾書先生,當初也是因爲閱讀了“林譯小說叢書”而有了大發現,並將他帶領進了一個新天地。“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我把林譯裏哈葛德、迭更斯、歐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覆不厭地閱覽。”
總之,隨着中西 文化交流的頻繁、普遍和深入,西方人對經典的選擇、評定越來越限制,甚至規定着中國人對西方經典的認識和界定。中國人與西方人對於西方經典認定也越來越接近,甚至趨於同一。
這種情況固然意味着中國人對西方經典認識水平的提高,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認知水平的同步,但也隱藏着中國學者獨立思考和原創精神的弱化和喪失。因爲這種“同一”基本上等同於“同西方”,儘管這裏的西方可以是西方不同的國家。這樣一來,西方學者對經典的選擇標準就會成爲唯一正確的標準,這也將成爲衡量所有非西方學者學術眼光和水平的唯一標準。
研究莎士比亞的非西方學者,最高目標和理想就是將來有一日能得到英國的莎士比亞專家的首肯和讚揚,哪怕只是隻言片語;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就得看俄羅斯人的臉色行事;研究福克納的,自然就得唯美國學者的馬首是瞻;至於研究歌德,當然就要看德國學者的眼神了……而那些西方漢學家,似乎並不太在意中國學者說了些什麼,尤其不大在意中國學者對他們的研究成果說了些什麼,有些西方漢學家甚至聲稱:中國的20世紀文學史只能由他們來撰寫纔是最公正、最客觀、最真實的,因爲他們最少顧忌和偏見。而事實上西方漢學家獨特的視角和富有創見的成果的確曾引起我們的關注和重視,並因而改變了我們對某些中國文學經典的評價和看法。
面對以上研究狀態,如果我們不加以思考和警惕的話,最後中國學者發出的有關西方經典的聲音,便可能只是一味的重複西方、複製西方,變得越來越可有可無,索然無味。
由於英國文學在西方文學經典中的地位如此重要,由於英國學者對於經典的評論是如此的卓越,並富有傳統,因而對於研究和思考英國文學的我們而言,問題將會變得更加突出和嚴峻。試問我們在閱讀英國文學經典時,我們的根基在哪裏呢?如果我們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和立足點,我們何以能做出自己的評價和檢驗呢?如果我們失去了自己的出發點,那麼,無論我們怎樣盡心盡力,我們離自己的目的地也會越來越遠。
總結
綜上所述,我們說,英國文學經典並不一定就是中國的英國文學經典,正如中國的文學經典並不一定就是英國的中國文學經典一樣。我們曾經因爲西方人對中國文學經典的不同認識和闡釋啓發了我們的思考,對中國文學經典進行過解構和重建;我們也是否應該對英國文學經典有自己的理解、認識和闡釋,以便英國人能夠借用“他者”的眼光和視角來重新認識和理解他們自己的文學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