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博士的島》中的道德符號解析
關鍵詞:《摩羅博士的島》 倫理學批評 道德符號
《摩羅博士的島》發表於1896年,這部小說與瑪麗·雪萊創作的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相似,都是描寫人類試圖模仿上帝的角色來創造一個自己的創造物,而自己的創造物與造物者之間的關係卻是緊張的,人類模仿自身所創造出來的“人”走向了其對立面,最終殺死了自己的創造者。可見科幻小說這一文學類型從誕生之始,幾位主要作家就特別重視探索“人的本質”這一傳統文學的核心問題。區別就在於他們以寓言方式表現了人類倫理道德的起源,以及人身上的獸性隨時可能打破倫理道德的約束破繭而出造成災難的主題。類似戈爾丁的《蠅王》,《摩羅博士的島》表達出對人性由秩序向混亂墮落趨向的警醒。小說中摩羅用“痛苦屋”、“讚美詩”和“肉食禁忌”等符號爲獸人規劃出一整套道德規則。對人類而言,維持秩序需要倫理的約束,是痛苦的,而放任本能墮入混沌,則是痛快的。如何讓人類選擇痛苦而放棄痛快,靠外部道德的約束,崩潰隨時可能發生,因此必須提升人類本身的理性,真正完成由獸人向人的轉變。
一
H.G.威爾斯是19至20世紀之交英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史學家和科幻小說作家,他深受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威爾斯認爲人類較爲複雜先進的喉部結構能進行復雜的發音從而形成語言,而語言爲人腦進行復雜思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世界威爾斯協會現會長史蒂夫·麥克林恩認爲《摩羅博士的島》中的獸人“要獲得理性,那麼他們必須有思維,如果人類不能離開語言來進行思考,對於猴子來說也是一樣的”(Mclean 47),史蒂夫在其著作《威爾斯早期小說》中從獸人語言能力的生成與退化這一角度詳細探討了《摩羅博士的島》中體現出來的語言與進化之間的關係,以及通過獸人的語言所表達的對人類社會的暗諷。美國科幻小說作家羅伯特·朗茲認爲:“威爾斯的科幻小說沒有一部僅僅是故事,它們總有許多的含義在裏邊。對威爾斯而言,這些作品是一種工具,他用來觀察人類的生存環境,批評現存的社會制度,宣傳社會主張”(Robert 2)。
摩羅博士的形象開創了科幻小說中後來蔚爲大觀的“受過創傷的瘋狂的科學家”原型。他是“一個太平洋島上的殘暴的流放者,也是一個後達爾文主義的弗蘭肯斯坦。在他的‘痛苦之家,他折磨和改變動物,只是爲了將他們摧毀,成爲他的可怕的、恢復其野蠻類型的創造物”’(安德魯722)。他僅僅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慾而創造了島上的一切,對自己給其他生物造成的痛苦視若無睹。小說中摩羅“Moreau”與道德“Moral”同音,可以認爲,摩羅這一人物形象實際上就是人類社會倫理道德的象徵,他的行爲則是對倫理道德起源的一種寓言式的解釋。“島”可以理解爲道德統治下的人類社會。摩羅通過制定法律,設計儀式,編造種族優越論,神化自身這一系列手段試圖建立自己在小島上的絕對統治地位。然而道德本身並未被小島上的獸人理解,因爲他們不理解摩羅法律的意圖,法律違背獸人的本性。摩羅通過樹立各種禁忌來規範人類行爲。例如,通過突出某一人羣固有特徵的方式,來造成無法逾越的社會分層,譬如五指人優於獸人。以儀式來束縛人民的理性,製造狂熱和盲從,譬如獸人“早請示晚彙報”式的吟誦讚美詩。摩羅給獸人制定法律這一行爲的隱喻在於:道德起源於統治者控制民衆的需要,而非民衆自身的需要。如果民衆未經啓蒙和教化,或者啓蒙和教化因爲民衆內在的動物性需求而不能生根,那麼,道德隨時可能崩潰,而之後人性將逐漸退化,社會將變成叢林。
摩羅就是這樣一位統治者:先是製造恐懼,讓民衆對統治者服從。但如果僅僅只會製造恐懼,那麼民衆的服從就是被動的,難以長久,表面的服從背後醞釀着背叛和起義。於是像摩羅這樣高明的獨裁者不會止步於此,他會把自己塑造成無所不能、大公無私且愛民如子的形象,並設計出種種儀式,創造出狂熱和非理性的氛圍,讓民衆以一種主動參與而非被迫的心理來接受其統治,積極而非消極被動地接受驅使,並視之爲無上的光榮。
摩羅的手不僅僅對獸人施以懲罰和高壓,而且還“治癒”獸人,這就十分高明,讓猿人被懲罰後還要認爲“他是善良的”。“邪惡是對那些違反法律的人的懲罰,沒有人能夠逃脫,他是偉大的,他是善良的”(161)。這顯然是對西方文化中上帝的戲仿。摩羅通過法律和懲罰在獸人心目中樹立了自己公正嚴明、無所不能的形象。法律得以實施的唯一原因就在於摩羅能夠對違法者實施懲罰,一旦執法者因爲某種原因無法對違法者進行懲罰,那麼法律也就立即崩潰了,因爲法律並沒有被獸人大衆所理解,他們自己也並不需要這樣的法律。文中這樣描述獸人與法律的關係:“現在他們在人性的羈絆和束縛之中犯了罪過,生活在無窮無盡的恐懼之中,被他們自己根本難以理解的法律的羅網捆綁着;他們作爲一個假人類而存在,已經開始感到了苦惱。而且這還是一場漫長的內心鬥爭,對摩羅無休無盡的懼怕”(208)。
這何嘗又不是人類社會中未經啓蒙的人民與法律的關係呢?如果社會生產力發展仍然落後,人民的心理仍然停留在宗法制社會或部落制社會,移植而來的法律不能適應當地社會的現實需要,人民對於法律就會像這些獸人對待摩羅的法律一樣,沒有理解,沒有需要,只有服從。一旦發生選舉弊案或因別的原因產生社會動盪,法律往往就會頃刻間蕩然無存,社會狀況就會變成類似摩羅死後的小島。所以,只要這個小島仍然是“摩羅博士的島”,而不是島上包括獸人在內的所有居民的島,那麼法律就永遠處在崩潰的邊緣,獸人的智力就永遠無法完善成爲真正的人。對於摩羅試圖建立的制度而言,獸人智力真的發展到能夠理解法律的程度,對摩羅的統治是十分不利的。因爲可以預料,對於這些違背獸人本性的法律,獸人理解之後的反應不會是認同,而是質疑。
從這些法律條文的內容可以看出,摩羅爲了遏制獸人身上與生俱來的獸性,煞費苦心地制定了這些歌頌法律的“讚美詩”,並且用懲罰來強制獸人遵守“法律”以擺脫獸性,無限地向人性靠近。獸人對摩羅充滿崇拜與感激,頗有“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似的感覺。獸人們對這些法律的作用和意圖毫無所知,只是因爲摩羅對違法行爲的嚴酷懲罰才被迫遵守這些法律。威爾斯的這一個情節設定,是對宗教與人類關係以及道德的本質和起源的一種闡釋,看似荒誕,實則深刻。 摩羅限制性的法律有效地捆綁住了他的創造物們的想象力,法律需要的不是這些獸人的理解,而只是遵守,這就使得獸人智力的進一步發展變爲不可能。獸人吟誦法律的氣氛是狂熱的,他們在吟誦法律的時候沒有也不需要使用任何理性和抽象思維能力,他們只是沉浸或者說屈服在這種帶有節律的狂熱的搖擺和吟唱當中,而其中唯一一個真正的人,理性而清醒的人——普羅迪克也因爲恐懼而被迫加入了這場吟誦法律的儀式,正所謂當身處狼羣之中時,最安全的方法便是和狼一起嚎叫。這便使這一場景充滿了啓示錄般的寓意:摩羅象徵着一切獨裁者,是希望控制大衆爲己所用的人,他們需要人民大衆擁有的不是理性,而是恐懼和狂熱以及種族主義。由於多數獸人爲偶蹄目動物改造而來,先天不具有完整的人類的手,他們將只得永遠揹負這一無法改變的族羣劣勢,聽命於“五人”。正是基於這一心理,猿猴獸人爲了顯示自己的優越性,每次提到“五人”的時候,都要加上“和我一樣”。
摩羅死後小島的秩序立即面臨危機。“小島”實際上就是對人類社會的隱喻,看上去秩序井然,一切按部就班井井有條地運行着,每個人各司其職,但是人類實際上正如島上的獸人,從獸類進化而來,也像獸人一樣,隨時有退化並重返獸性的可能。進化的路線並非像達爾文和赫胥黎所認爲的那樣朝向更加完善的智力、成熟的倫理和健全的身體,而是可以向着包括退化返祖在內的各個方向。如果沒有一種機制剔除不符合環境要求的失敗的進化和變異的個體,那麼人類整體的退化也是有可能的。斯賓塞於是認爲社會絕不應該對不成功者進行幫助,而要任其淘汰滅亡,否則這樣一類個體也將繁衍下去,人類整體素質的提高就會變得不可實現。這一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直接導致了種族主義並在人類後來的歷史中被再三利用。
《摩羅博士的島》中的上半部分描寫了摩羅以法律對獸人進行的統治,對西方19世紀的宗教、道德、法律進行了批判,人民被這些外在於自身需要的教條束縛,其結果將是革命與背叛。然而去掉這些人民並不需要的法律並砍掉統治者的頭,是否問題就解決了,是否一個美麗的新世界就將誕生在摩羅的島上?答案是否定的,小說的下半部分描寫了摩羅被殺,道德法律崩潰之後的景緻。
二
道德往往使用禁忌的形式體現出來的,甚至可以說,道德起源於禁忌,終結於百無禁忌,沒有禁忌的社會是道德蕩然無存的社會,摩羅爲了在島上的獸人社會中建立起道德體系,於是制定了許多禁忌來約束獸人,其中的肉食禁忌是最典型的代表。
威爾斯在《摩羅博士的島》中表現出的悲劇意識是雙重的,既對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表示懷疑,又對失去倫理道德之後的叢林社會表示憂慮。摩羅用禁止獸人食肉作爲對獸人進行道德約束的符號,這一約束違反獸人的天性,註定了道德的崩潰。作者以此暗示人類社會道德體系的脆弱,社會的道德體系不能用禁止一件每個人都從內心想幹的事情來維持,而必須提升人民的理性,從內心抹除對此禁忌的渴望,否則,禁忌只會讓人對被禁之事更加渴望。當可望而不可及的時候,崩潰就將發生。這部小說的非凡之處在於,它不僅用戲仿的方式揭示了人類社會倫理道德的本質,同時又深刻揭示出:一旦道德崩潰,人類自身和人類社會將會發生怎樣的退化。
作爲必然中的一次偶然,摩羅與他親手製造的半成品山豹人互相殺死了對方。在此之前普羅迪克出逃了並被摩羅帶着獸人追趕。在走投無路之時,普羅迪克希望通過煽動一次奴隸倒戈來扭轉形式。然而獸人們的反應出乎普羅迪克的意料之外:“那些獸人們把呆視的臉都低下去,都萬分驚訝地垂下變形的手,聳起肩。我當時猜想他們都想盡力聽懂我的話,盡力想回憶起一些他們作爲人類的往事”(170)。普羅迪克認爲是摩羅的手術刀、愚民的法律、殘酷的懲罰、個人崇拜和狂熱的儀式把真正的人變成了半人半獸的東西。從小說文本的現象層面來看,普羅迪克對獸人的呼籲基於他錯誤的猜想,都是誤會,就像狂人的夢囈,然而這種誤會卻直抵歷史深處的真實。如果把“人”理解爲在精神上自由的合乎天性的生存,把“獸”理解爲矇昧的受驅使被奴役的生存,那麼摩羅的倫理道德表面上把獸變成人的行爲卻是在精神上把人變成獸,於是普羅迪克的這段話成爲了一種瘋癲的先知式的預言。
摩羅之死就像尼采所言“上帝死了”,於是獸人們便開始爲所欲爲,道德法律固然虛僞,然而虛僞在某些情況下也是一種美德,如果它掩飾的是無法徹底改造的獸性和更加赤裸的叢林法則。對此,如果不能從天性上加以改造,那麼道德能夠做的,也就只有儘可能地掩飾了。摩羅本人觀察到了獸人身上本能的頑固性,他這樣說:“他們又恢復原狀了。只要我一不去管理他們,這些畜生就又開始偷偷地回到原來的樣子,又開始表現出他們的那些本能了”(179)。摩羅的野心超過了自己的能力,制定了一套虛僞的道德來約束終將出籠的獸性,是這個對自己的行爲後果無力負責的人所能採取的唯一的負責方式。
在威爾斯看來,獸人民衆的智力有限,是統治者的道德法律得以發揮作用的前提,一旦獸人民衆的智力足以洞穿道德法律背後的真相,導致維持法律的懲罰機制被破壞,爲統治階級服務的道德體系就會立即土崩瓦解。
“道德都是人制定的,但是,只有惡劣的道德才可以隨意制定;而優良的道德卻只能通過社會創造道德的目的,亦即道德的終極標準,從行爲事實中推導、制定出來:所制定的行爲應該如何的道德規範之優劣,完全取決於對行爲事實如何的客觀規律與道德目的的認識之真假”(王海明1)。以此觀之,獸人的智力並沒有低到無需暴力機構支持也仍然盲從於摩羅法律的地步,也沒有高到摒棄摩羅法律之後從自身需要出發自己制定一套有助於獸人社會和諧有序發展的道德和法律的程度。這是一種最危險的狀態,自上而下的專制退場之後,迅速填補起空白的是獸人們完全服從於本能需要而以任何方式做任何事情的行爲原則。獸人們互相攻擊,相互之間斷絕了任何分工合作的可能,斷絕了獸人社會向某個方向(即使是錯誤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於是小島上的社會迅速地從一個專制社會變成爲一個沒有社會的獸人羣體,獸人們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紐帶以任何方式把他們組織起來,相互之間爲一切理由而互相攻擊,掀起了一場“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小島上的社會結構像現實社會中許多生產力低下、民智未開的社會那樣,總是在專制獨裁和一盤散沙之間搖擺,任何中間狀態和組織完備的社會結構都是脆弱的,只有這兩種狀態是超穩固的。因爲獸人的智力使得他們要麼選擇臣服於強權,過有組織的奴隸生活,要麼打敗強權,然後一盤散沙互相爭鬥,只有這兩種狀態是他們的天性能夠理解的。要想讓他們彼此合作,爲他人的生存需要進行一定的妥協,從而換來他人對自己的讓步;使社會產生一定的合力,從而能夠有方向地發展;這顯然超出了獸人的理解能力。他們對摩羅要麼瑟瑟發抖地跪倒在地,要麼撲上去咬斷他的喉嚨,獸人看不到在三叩九拜與不共戴天之間是否還可以存在任何其他與摩羅所代表的道德法律共生的狀態。
沒了摩羅之後的獸人開始退化或者說迴歸,從人性退化向獸性迴歸。看到摩羅死了,獸人們立即問“還有法律嗎?”普羅迪克意識到,如果獸人明白一直以來迫使他們遵守法律的摩羅已經沒有了,他們的行爲就會很快失控。爲了控制住局面,普羅迪克採取了行動。…法律的臣民們,’我說,‘他沒有死,他變化了他的形狀——他變化了他的身體,’我繼續說下去,‘你們一時將會看不到他。他在那裏’——我向上指着——‘他在那裏仍然能監視着你們。你們不能看見他,可是他卻能看見你們。不要褻瀆法律吧!’”(220)此處很容易讓讀者產生一種聯想——白人殖民者面對一羣相信萬物有靈論的土著居民進行的佈道。儘管此前文本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說明獸人具有某種程度上的靈魂觀念,或者獸人對死亡這一狀態有着怎樣的認識,此處體現出一種獸人與島上的三個“五人”之間的殖民與被殖民的隱喻。爲了對殖民地人民進行有效的統治,殖民者總是需要通過傳教把之前不被本土居民認可的西方道德倫理和法律播撒進他們心裏。如果普羅迪克的灌輸能夠讓獸人永遠相信,他幾乎就可以繼承摩羅的地位來開展對獸人的統治了,甚至能夠因爲摩羅被神化而使得其統治更加牢固。然而獸人的智力顯然不足以支撐一種宗教思維長期存在,獸人社會本身並沒有任何文化傳統,獸人也從不費神去思考自身相對於摩羅法律的他者性和自己的身份確認問題,威爾斯把獸人的智力始終限定在介於人獸之間的水平,這也排除了這個文本作爲後殖民批評範本的可能。摩羅用手術刀造就的獸人的進化最後被證明全是徒勞的,而人類自然進化所形成的個體的理性,井然有序的社會也正是這個小島的放大版。爲了強調這一點,威爾斯安排普羅迪克逃離小島重返倫敦,併產生倫敦的普通人都是時刻可能發生退化的獸人的幻覺,以此進一步強調《摩羅博士的島》對現實英國社會的隱喻意義。喬治·奧威爾這樣評價威爾斯:“他的頭腦太清醒了,無法瞭解現代世界”(12)。這句看似矛盾的評語其實強調了威爾斯敏銳的洞察力和對世界的理想主義。而且此處的語言極其生動,完全達到了威爾斯同時代偉大的主流文學作家的高度。所以羅伯特·斯科爾教授評論說:“如果能像斯威夫特或者威爾斯一樣恰當得體地使用語言,科幻小說就有了足以表達的語言了”(崗思50)。
有文學史家指出:“不研究威爾斯,不研究他的希望和他的覺醒,就沒有人能理解二十世紀初期”(Evans 269),《摩羅博士的島》便是20世紀初期英國社會狀態的一種隱喻。小島上獸人社會的崩潰說明,統治者自上而下用暴力貫徹的法律,是爲統治者服務的,也是獸人未能理解且並不需要的,但是它至少維繫了這個社會的運行,使得文明,即使是獨裁形式的文明得以延續。但是一旦支撐法律的暴力體系消失,智力未開的獸人就會退化,社會將趨於崩潰。因此一種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文明,只能是基於每一個社會成員充分的教化和發展良好的理性精神,這樣的社會成員會根據自身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形成合理的倫理道德體系,進而形成以此爲基礎的法律。
注 解
①H.G.威爾斯:《摩羅博士的島》,《威爾斯科學幻想小說選》,孫宗魯孫家新等譯(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文中相關引文均出自該書,以下標明頁碼不再一一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