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翻譯對我國文化的影響研究
論文摘要：20世紀初至今是我國翻譯的現當代期。我國現代翻譯從孕育新思想和新知識開始，不僅爲國人排除語言文字障礙，推動了我國的文學建設，更是促進了與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人民的文化交流，特別是經典著作的譯介更是引發了一場文化裂變和思想革命。中國現當代翻譯在譯介外來文化的同時，也逐步完善了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學科體系。而譯者在翻譯的語際間交流和語言轉換過程中發揮了主體作用，對我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現當代翻譯在介紹外來文化的同時，要大力弘揚中國文化。
發韌於“五四”運動，延綿到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現代翻譯以及始於20世紀50年代至今的中國當代翻譯，歷經文化向現代化轉型和文化向當代轉型，文化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
中國現當代翻譯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爲國人排除語言文字障礙，促進了與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人民的溝通和交流。隨着《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一批經典著作的譯入，使中國社會發生了近一個世紀的令人囑目的變化。在當今建設和諧社會進程中，翻譯更是有着重要作用。
一、翻譯促使了文化的裂變和發展
我國現、當代翻譯通過譯介國外優秀文化，對本國傳統文化產生了積極的、革命性的影響，並且發展了現代漢語語言，從而創造出了更優秀的中華民族新文化。
1.翻譯孕育了新思想，介紹了新知識
中國“五四”時期的翻譯活動對推動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反抗封建主義的運動，推動中國文化向現代化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在“五四”時期萌發的以引進新思想、新語言爲主要內容的“新文化運動”。1918年6月《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羅家倫合譯的《娜拉》、胡適先生的 《易卜生主義》等作品，一時成爲國人關注的焦點，對“五四”時期年輕人的人生觀、價值觀與文學觀產生了巨大影響。易卜生作品中強烈的批判意識、象徵主義和存在主義等創作手法以及宣傳婦女解放的政治訴求、提倡寫實主義的藝術主張，很快成爲新文化運動闖將們的心聲，一時掀起一股“娜拉熱”。娜拉演變爲追求自由、追求自主、追求婦女解放的標誌。該劇的譯介在我國開創了女權主義思想的先河。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翻譯在思想觀念上猛烈地衝擊了傳統文化中腐朽的保守勢力，衝破了傳統文化的壁壘。
1918年，革命先驅李大釗先生髮表《Bolshevism的勝利》和《庶民的勝利》兩篇文章，首次將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引起國人尤其是革命者和進步青年的極大反響。之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被相繼譯介到國內，一時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熱潮。革命的理論的傳播，推動了中國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爲創立中國共產黨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思想上和理論上做好了準備。隨着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列主義創造性地與中國國情緊密結合並加以運用，最終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國。
我國一大批譯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著的譯介一直持續至今，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相繼推出了《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以及《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並在實踐中不斷引用、論證，逐漸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架構中不可或缺的意識形態話語，造就了國人的觀念和信仰，塑造了他們心靈，甚至改變了他們人生道路。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全面向蘇聯學習的時候，我國的學者譯介了衆多的蘇聯文學作品，如影響了我們整整幾代人人生道路的《母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鐵流》等“紅色經典”文學作品，不僅有助於塑造國人高尚的品格，還爲當時的民族文學作品的創作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使我們的文學作品更加富於人民性。
中國現當代翻譯在譯介外來思想、文化、知識的同時，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我們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學科體系。中國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很多新學科基本是由我國留學生創立的，例如著名思想家嚴復從英國留學歸國後，先後譯介了西方的哲學、政治學、邏輯學、經濟學、法學等一大批學科的著作，爲“五四”運動之後我國現代相應學科體系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礎。
2.促進了現代漢語的完善和發展
在“五四”之前，翻譯多注重於宗教文化，例如大量經書的翻譯，還沒有真正影響到漢語言的改變。但在“五四”時期，對外國著作的翻譯，尤其是對文學作品的翻譯催生了白話文運動，積極推進了漢語言的發展，豐富並發展了中國的文學語言。中國傳統小說雖然也是白話，但他屬於“書本白話”，基本還是文言文與白話相間。外國文學作品經過翻譯大量出版，才真正給中國現代文學引入了一種全新的白話文。1935年，魯迅先生翻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時，中國現代白話文正處於萌芽的創建階段。魯迅、瞿秋白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大力提倡吸收國外的新句法、新詞語、新的表現手法來豐富現代漢語，瞿秋白先生提倡翻譯“應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讓普通民衆能看得懂所譯作品;魯迅先生主張翻譯應該“洋氣”，主張從語言上反映出作品的時代風格。由於“五四”時期的翻譯開始注重直譯，漢語受到的影響不僅僅止於詞彙層面，而是波及到句法層面。王力先生就認爲，當時受外語和翻譯的影響，漢語白話文發生了“歐化現象”，主要表現爲:①主語和系詞的增加;②複音詞的創造;③可能式、被動式、記號的歐化;④句子的延長;⑤新替代法和新稱數法;⑥聯結成分的歐化。
二、翻譯推動和繁榮了我國的文學創作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最能體現語言的精華。20世紀初我國翻譯文學作品的高潮迭起，一個原因是得益於梁啓超的輿論宣傳和林纖的文學翻譯實踐，二個更直接、更本質的原因是“五四”運動浪潮的衝擊。我們知道，“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革命，還是一場啓蒙運動和一場新文化運動。而爲了啓蒙新思想、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引入大量的外來思想、外來文化、外來文學形式以及外來語言，而文學翻譯在其中正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胡適先生在《白話文學史》中論述了佛經的翻譯，一掃兩晉南北朝時期虛浮嬌柔的文風，“給中國文學史上開了無窮新意境，創了不少新文體、添了無數新材料”。據不完全統計，從1911年到1949年不到40年間正式出版的翻譯文學作品就多達4千餘種，20世紀70年代末至20世紀80年代初，在十年浩劫中備受壓制、摧殘的譯者渴望重新投入翻譯事業，以探究1950年以來一直被視爲禁區的西方現代派的真實面貌。一時間，10多本專門的翻譯文學雜誌相繼創刊，一批叢書和文集雨後春筍般的問世，其中包括11卷的《莎士比亞全集》，28卷的《狄更斯全集》，4卷8冊的《外國現代派作品全集》等等。正如美國著名詩人龐德曾說的:“文學從翻譯獲得自己的生命力。·····一切新的強勁、一切復興都從翻譯開始;……人們所謂的詩歌的偉大時代，首先是翻譯的偉大時代”。
1.翻譯推出了新的文學題材
外國文學作品的譯介對中國的一批作家的創作產生了較大影響，拓展了文學題材，如當時許多作家受譯介作品的影響，模仿外國文學中愛情故事、偵探推理、婦女解放等內容，作爲他們的創作題材，創作出與譯作有某些相似的作品，就像《水滸》《紅樓夢》的結體運筆受到《華嚴》的影響一樣，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也受果戈裏同名小說的影響;《玩偶之家》被譯介到我國後，胡適先生摩仿寫出了愛情小說《終身大事》，塑造了中國的第一個“娜拉。”
2.翻譯開創了新的文學形式
中國現代文學新的樣式的誕生和發展，如新詩、白話小說、話劇等，都和翻譯活動息息相關。1899年林纖先生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徹底擺脫了傳統小說的章回體的束縛，並且保留了其中部分日記體。新小說所使用的白話文體和傳統小說也不一樣，前者“沒有譯者的方言鄉音影響，語法結構和辭氣有一些外國語現象”，而後者“實質上還是一種書本白話。1918年4月，胡適先生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用口語白話翻譯的蘇格蘭女詩人林塞的《老洛伯》，開創了現代新詩之先河。話劇的產生更是直接脫穎於翻譯文學。中國第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一開始上演的劇目就是根據翻譯小說改編的劇本《茶花女》和《黑人籲天奴》。這些都印證了陳平原斷言的“沒有從晚清開始的對域外小說的積極介紹和借鑑，中國小說不可能產生如此脫胎換骨的變化”。
3.翻譯產生新的創作手法
“五四”時期，梁啓超等人對西方小說的譯介促進了我國小說的現代化轉型，小說的表現手法極大地豐富起來，提高了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我國著名偵探小說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就一改傳統的第三人稱爲第一人稱敘事法，之後多人羣起效仿。直譯方法的使用，不僅引進了新詞，並且引進了歐化語法(如倒裝句)，極大地豐富了白話文的詞彙。這期間敘事方法的變革，例如倒敘的引進，吳躍人的《九命奇案》就是模仿法國小說家鮑福的作品《毒蛇圈》採用倒敘手法創作而成。
三、譯者對文化、文學發展的影響
翻譯是社會活動的產物，譯者在翻譯的語際間交流和語言轉換過程中發揮了主體作用，“譯者的主體性是指作爲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爲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徵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而譯者的活動又具有社會性，譯者的文化傾向、文化態度、文化能力、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制約翻譯活動，譯者的選材、興趣、愛好都會對社會產生影響，並“籍着各種操縱手段，利用譯作表達自己的一套意識形態”。
1.譯者的翻譯選材適應社會發展需求
漢斯·弗米爾的翻譯“目的論”認爲翻譯是一種行爲，任何行爲都有一定的目的性，那麼翻譯也有其目的性，譯者最爲關注的是能否達到目的。任何翻譯包括“意譯”“編譯”“節譯”等都是出於某種文化目的，中國現當代譯者總是按自己所意識到的中國文化需求來確定自己翻譯題材的。
譯者的文化價值取向可以看着是對譯入語文化的認同，譯者通過翻譯來強化某種意識形態和文學觀，如我國20世紀50年代對當時的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翻譯，也是對現存文化的否定，譯者通過翻譯來顛覆現行的文化、文學模式而達到變革的目的，如梁啓超的政治小說就是爲了達到變革的目的。
魯迅選擇革命的文學作品翻譯，正如他自己所說“那好比是爲起義的奴隸搬運軍火，是直接爲革命服務的”，從而進一步將翻譯喻爲“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普羅米修斯竊火給人類”。魯迅在30年代初翻譯的《毀滅》等蘇聯革命作品乃是爲了介紹“鐵的任務和血的戰鬥”，以鼓勵中國人民的鬥爭，同時爲中國革命作家作爲創作上的參考。“五四”時期，譯者多懷着一種介紹先進的資產階級文化以對抗當時的中國封建文化的 目的，懷着一種引進外來文學以建設中國新文學的目的，精心選材，熱情認真地進行譯介。著名劇作家田漢於1936年翻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復活》並將之改編成劇本，針對當時中國正在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特定背景，加入了十幾首渲染和營造舞臺氣氛的插曲，有意突出原作中並不起眼的幾個波蘭革命者的形象，旨在激勵愛國志士奮起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收回祖國大好河山。
20世紀80年代，著名學者李澤厚、金觀濤、甘陽分別主編了《美學譯文叢書》《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3套大型譯文叢書。在這之前，我國社會科學翻譯界存在着過份濃厚的“革命”意識形態傾向，他們提出了非常鮮明的翻譯動機。例如李澤厚先生明確宣稱:“目前應該組織力量儘快地將國外美學著作翻譯過來，我認爲這對於改善我們目前的美學狀況是有重要意義的。有價值的翻譯工作比缺乏學術價值的文章用處大得多。”李澤厚先生在這裏雖然說的是美學研究的“狀況”，但是實際上是對整個文化狀況的關懷。因爲8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已從對““””悲慘歲月的一般層面上的歷史反思上升到了哲學層面的反思。金觀濤先生更是明確表示:“我們的時代是不尋常的。20世紀科學技術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變着人類的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人們迫切地感覺到，必須嚴肅認真地對待一個富有挑戰的、千變萬化的未來。正是在這種歷史關頭，中華民族開始了自己悠久歷史中的又一次真正的復興。”對此，王曉明先生診釋道:“這裏說得再清楚也沒有了，他們不僅是把編輯這套叢書看作是從事一項學術工作，而且還將它看作是對整個社會變革的一次推動，是解放社會的一道閃電。”甘陽先生也頗有感慨地說:“梁啓超曾言:今日中國欲自強，當以譯書爲第一事。此語今日或仍未過時。但我們深信，隨着中國學人對世界學術文化發展的瞭解日益深入，當代中國學術文化的創造性大發展，當不會爲期太遠了。”
2.譯者翻譯策略服務於翻譯目的
翻譯是一定社會文化框架內的決策過程，譯者的翻譯觀具有時代性，譯者不可避免地會將其個人生活經驗、文化和歷史背景摻入其中—其世界觀、價值趨向、思維模式、認知方式、審美情趣等決定其對原文中文化信息的“不見”和“洞見”，並決定其如何認知和解釋原文文化意蘊。比如二十世紀初葉，許多譯者都譯了拜倫的《希臘島》(The Isles of Greece)，由於各自的翻譯動機和目的各異，便有了不同的譯文。以該詩第一段中的第一句爲例。原詩爲: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梁啓超先生譯爲:
(沉醉東方)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和平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兩神名)榮光常照。
馬君武先生譯爲:
希臘島，希臘島，詩人沙浮安在哉?愛國之詩傳最早。戰爭平和萬千術，其術皆自希臘出，德類、飛布兩英雄，溯源皆是希臘族。
蘇曼殊先生譯爲:
巍巍希臘邦，生長奢浮好。情文何斐斐，茶輻思靈保。征伐和親策，陵夷不自葆。
胡適先生譯爲:
嗟汝希臘之羣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詩媛沙浮嘗泳歌於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對同一部作品，譯者的翻譯動機和目的可能是千差萬別的，同樣是譯拜倫的詩，梁啓超先生用他的元曲體宣揚政見，馬君武先生則採用七言古詩體來哀嘆民族命運，蘇曼殊先生就要採用五言古詩體來抒發個人的情懷，而胡適先生則要用離騷體來進行語言文化比較。他們各自不同的詩體賦予了拜倫的詩以不同的中文面貌，從不同的側面影響着英詩漢譯的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