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翻譯中的忠實、科學與藝術

“忠實”的目標對於翻譯本來是不待證明的、天然的要求，是千百年來翻譯理論和實踐一直圍繞旋轉的中心。接下來，小編給大家準備了論翻譯中的忠實、科學與藝術,歡迎大家參考與借鑑。

然而近來似乎頗有人對此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外國語》 1998 年第 3 期所載《從夢想到現實：對翻譯學科的東張西望》一文可以作爲一個典型的例子。文中引勒菲弗爾語曰：“忠實只不過是多種翻譯策略裏頭的一種，是某種意識形態和某種文學觀結合之下才導致的產物。把它捧爲唯一一種可能的、甚至唯—一種可容許的策略，是不切實際的、徒勞無益的。”①文章作者據此及其他一些類似論點得出結論：“忠於原文不是理所當然的、唯一的標準，世界上沒有永恆不變的、絕對正確的標準。”②作者在同文另一處對“忠實”的標準發出了—連串有趣的疑問：　　在我國佔支配地位的標準，都把“忠實”放在第一位，卻很少有人問過一句“爲什麼” ? 翻譯爲什麼一定要追求 ( 最大限度的 ) 忠實 ? ……譯者另有目的、另有所好又怎樣 ? 社會現實不容許、不利於追求最大限度的忠實又怎樣 ? 不完全忠實的譯文一定有害嗎 ? 要是不忠實的譯文達到了目的，甚至達到了“好”的目的又怎樣 ?　　……可是，又爲什麼要強迫人家在兩個極端之中選擇一個——一端是百分之一百的忠實，另一端是零的忠實呢 ? 譯者爲什麼不能選擇百分之七十、五十、三十的忠實呢 ? ③　　這無疑是對翻譯理論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對此本文無意正面做出回答，但卻希望稍作探討，從而達到認識翻譯內部所蘊含深刻矛盾的第一步。　　如果我們退到起點，退到翻譯活動的初衷，問題將顯得非常簡單。翻譯的出現是出於文化交流的需要。在這一點上，完全可以把它比之於向國人介紹西洋繪畫、西洋音樂，或者相反，把中國畫或者中國的民族音樂介紹到國外去。無論這種介紹活動的其他目的怎樣，在一個首要的、根本的目標上它們是一致的：向目的文化的接受者呈現原作的本來面貌。如果說在介紹繪畫、音樂作品時對原作的色彩、線條或者曲調加以改易將顯得荒謬絕倫的話，那麼理想的翻譯也不允許對原作隨意竄改。在這個起點上要求的是絕對忠實，我們並沒有“百分之七十、五十、三十”的選擇。　　很明顯，此時的“忠實”與“客觀真實性”同義：“忠實”意味着一個客觀存在的對象完完全全、不多不少的再現。但同樣明顯的是：我們無法把翻譯與介紹繪畫、音樂的類比堅持到底。其根本原因，在於兩者所使用媒介的不同。錢鍾書先生早就指出，“我們該辨清，假使繪畫的媒介 (medium) 是顏色線段，音樂的媒介是音調，那末詩文的媒介不就是文字，是文字和文字的意義;假使我們把文字本身作爲文學的媒介，不顧思想意義，那末一首詩從字形上看來。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跡，從字音上聽來，只是不成腔調的聲浪。”④這種媒介的不同又導致另一異常重要的、導致翻譯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差異：對繪畫、音樂作品的介紹可以分爲兩個步驟，首先是將原作複製，純客觀的、物理現象的複製 ( 無論是否出現失真這都是一個純科學的過程 ) ，然後是對該作品所可能具有的各種意義加以闡釋;而在翻譯中，由於語言符號系統所具的特殊性 ( 即其任意性特徵 ) ，媒介本身必須轉換形式，步驟 l 已失去意義，因而兩個步驟必須融合爲一，或者不如說，只能以步驟 2 代替步驟 l 。在這個替代步驟中集中了翻譯的全部問題，對客觀忠實可能性的懷疑也因此而起。因爲闡釋必然受到社會、歷史諸種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受到譯者主觀因素的影響，所以人們認爲，承認翻譯就是闡釋，無異於承認了譯者主觀選擇的合法性。“忠實”因而成了—一個非常主觀的概念，因其缺乏客觀的定義或標準而缺乏可操作性。再者，如果調查證明，以往人們的翻譯實踐並沒有真正重視或真正做到“忠實”，這就意味着它事實上並不存在。何必死抱住一個事實上不存在的標準呢 ? 這隻可能在“死衚衕裏越走越遠”⑤。　　然而，翻譯的“忠實”標準並不是如此輕易就能否定的。像在其他任何學科中的情形一樣，人們不能因爲無法企及百分之百的真理而就此放棄朝着這個方向的努力。在實踐中，人們可能犧牲一部分“忠實”，但這往往是爲了保證更大部分的“忠實”能夠實現，仍然是爲了“最大限度的”忠實。客觀上不忠實的翻譯當然存在，然而主觀上以“不忠實”去做”翻譯”卻是概念上的自相矛盾。譯者無法超越自身的侷限性，但主觀上他不能夠“另有所好”或選擇“百分之三十'的忠實。事實上，—旦放棄對於忠實的主觀追求，譯者就沒有理由停止在“百分之三十”，而會走向百分之十、百分之五甚至更少。因此，對忠實的追求是維持原文與譯文之間聯繫的紐帶，這根紐帶一經切斷，譯文無論“達到了”什麼其他的“‘好'的目的”也無從被稱爲譯文，翻譯自然也就不復存在。　　如此說來，必須確立“忠實”作爲一種主觀姿態的重要性。但這卻並不意味着矛盾可以就此得到解決。相反，它只是又把我們帶到了矛盾的起點：作爲客觀標準的“忠實” ( 步驟 1) 與作爲主觀姿態的“忠實” ( 步驟 2) 之間的對立。如何達到兩者之間的統一或者儘量統一是翻譯理論所要處理的一個核心問題，儘管人們爲此付出許多努力，可它總比想像中的更爲困難。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問題就像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永遠推不。上山頂的那塊石頭，給人精神上—種經常不斷的壓力。從這個角度看，對“忠實”標準的摒棄便顯得像是企圖以退卻迴避矛盾，從而擺脫重壓，取得徹底自由的悲劇性努力。稱之爲“悲劇性”，是因爲拋棄了“忠實”，也就敲掉了翻譯這門學科的基礎，持論者自己也就將患“失語症”：所有關於翻譯的批評都將失去其特殊性，無以別於闡釋學、創作論或其他什麼理論，他們還有什麼理由稱自己談的是翻譯呢 ?作爲主觀姿態的“忠實”之所以具有價值，就在於它必須向作爲客觀標準的“忠實”靠攏，使兩者儘量重合，使闡釋成爲真正意義上的複製，而爲了達到這個目標，從理論上說最好的手段便是科學。　　應該辨明，翻譯中的科學與繪畫、音樂中的科學並不相同。僅以前者爲例：儘管繪畫當中也包含不少科學成分，但總的來說它仍然是藝術。其中的色彩調配、畫布光潔度等都是純物理性質的現象，甚至畫面各部分的比例、明暗與色調之間的關係也可以得到科學的分析，但這些並沒有使其成爲科學，因爲最終決定一幅畫成功與否的，是畫家筆下的藝術創造能力。而翻譯中的科學以實現“忠實”爲其最終目標，因此不承認自己只是藝術的附庸，而要求佔據統治地位。它實際上相似於科學家爲了防止秦俑出土後色彩脫落而作的努力：他們研製出—種藥水，—經噴射，秦俑的本來色彩即可保留⑥：在這裏任何藝術的手段，任何創造性的想像都可能扭曲原貌，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同樣具有重要理論意義的是，應該認識到翻譯對於科學的追求有其必然性。在形式上，翻譯的科學論雖然表現爲現代科學精神的產物，尤其是飛速發展的語言學的產物，但在實質上它深深植根於對客觀忠實的渴望中，翻譯從一開始就包含着它的存在基礎，因此我們不可以視之爲從外部強加於其上的一種手段而輕易否定。“翻譯的語言學情結”⑦這—提法形象生動地揭示了翻譯—與科學的這種內在聯繫。　　正因爲如此，即使是在藝術味很濃的傳統譯論中 , 也時時可以見到科學精神的蹤跡。嚴格地說，以科學精神分析翻譯的萌芽早在東晉釋道安的“案本”說、“五失本”的論述中已經出現了。當然，只是到了現代，有了現代語言學的基礎，才真正有可能打出翻譯科學論的旗號，才真正有可能把側重點放在科學的基點上。“等值”、“等效”之說與藝術論的分歧，並不在一個“等” (equivalence) 字上 ( 傳統譯論如“化境”說中的“精神姿致依然故我”不也是“等”麼 ?) ，而在於它們把科學精神貫徹到整個翻譯過程中去。在這種精神指導下，翻譯理論取得了豐碩成果，變得越來越精細、嚴密，越來越朝着規範化、可操作性的方向發展。徹底的科學化如果可能，將導致一個唯一可以接受的譯文，該譯文將可以經受起反覆回譯的考驗。　　然而科學論，不管開始時它多麼滿懷信心，卻終不免陷入深深的困惑。一方面，它確實做了、並將繼續做出有意義的工作，儘管有人斥之爲“死衚衕”，人們仍將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另一方面，它越往前行，目標就顯得越遙遠，道路上的障礙也就顯得越來越難以逾越。　　翻譯的科學論之所以陷入矛盾，其根源仍在於前面提到過的翻譯對象所涉及的媒介一—語言本身所具有的特性。這種特性決定了科學無法完成其使命，因而即使很不情願也不得不轉而求助於藝術。　　首先，大多數人已經接受的一個事實是：雖然科學力圖把文本語言中的意義一點一滴落實，但語言卻總是拒絕把它的全部意義交出來。事實上，現代批評理論可能會說並不存在什麼“全部意義”。不同的譯者，依其文化素養、時代背景、意識形態等各種條件的不同，必然對相同的文本產生不同的理解。換句話說，作品隨時都可能產生新的意義。其結果，恐怕可以套用—句話說，是“有一千個譯者，便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確實足“接受美學留給翻譯的一個悖論”⑧。但只要我們承認翻譯過程也是一個闡釋過程，這就是無法逃避的一個事實。其次，不同的譯者，即使假設他們站在相同理解的起點上，在其表達過程中也必然趨向差異。沒有任何兩個人會使用完全相同的語言，因爲“一方面，整個人類只有一種語言，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有一種特殊的語言”，⑨“單詞總是某—具體的個人使用於另一人。而這個實際環境將決定、轉變其意義。”⑩譯者在表達過程中或多或少總是會把他自己也寫進去的。該過程同時又與闡釋過程密不可分.兩者結合，決定了翻譯不可能做到我們所期望的那種客觀、科學，而必須留下—定位置給直覺、推敲、靈感等藝術思維方式。　　闡釋與表達引進的差異意味着各種不同譯文存在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唯一不變的絕對忠實的譯文，因而是對科學方法消解的第一步。但真正把譯者逼上自覺地運用藝術方法的是語言中的不可譯因素：不同語言之間形式上的差異及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差異。文本意義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只能存在於原語形式中或原語文化中，這已經成了多數人的共識。在翻譯中，這部分意義的缺失可能影響譯文的整體效果甚至使之不能成立。因此，譯者必須重新創造，使譯文雖然不能與原文相等，卻能與其雙峯並峙，差相彷彿。錢鍾書先生所謂的“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譯”(⒒)，正是這種情況的最好說明。如此說來，翻譯中藝術的存在和科學一樣也是源於對“忠實”目標的追求。原文如果是藝術，忠實的譯文就必須還它一個藝術品。假如條分縷析的方法達不到這個目的，那就只有付諸於再創造。　　當然，關於不可譯性人們的看法並不一致。有人強調語言的表達能力，認爲理解與再表達之間並沒有隔着一道鴻溝。而另一方面，如果嚴格強調“忠實”，則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不可譯性。喬治·穆南說過：“如果我們接受現代語言學關於詞彙、語法及句法的流行觀念，我們幾乎可以明白地說，翻譯是不可能的。”(⒓)極少有人願意接受這一點。他們寧願認爲，“不可能的只是某一種翻譯，某一種我們預設過、追求過，但從來沒有實際存在過的翻譯。”(⒔)但無論如何必須承認，至少對於嚴密的科學方法來說存在着相當程度的不可譯性，而這一直是翻譯藝術論的基礎。或者換一個表達方式：藝術是翻譯對語言、文化之間難以逾越的障礙的一種處理方式。　　亞里士多德說過，“所有的藝術關心的都是進入存在的過程，即揣想、思考如何讓一件既可存在又可不存在的事物進入存在。”(⒕)就是說，藝術品的形式並無必然性，只有可然性 (probability) 。而這正符合翻譯的事實。我們只要看看那許許多多的重譯，尤其是詩歌的重譯，就能明白這一點。翻譯的過程浸透了譯者的主觀因素，自始至終貫串着藝術。　　語言學的發展爲科學論奠定了基礎，但同時又是對語言的深入認識使藝術進入翻譯成爲不可避免。雖然如此，在這個基礎上對翻譯中藝術的解釋與通常所謂文藝學派的觀點有着本質差別。在這裏藝術不是出於翻譯的本質規定，而是作爲科學的補充或不得已而爲之的替代品。科學要求一步步踩在堅實的地面上，當發現腳下是一片流沙時，就只好藉助藝術可以自由飛翔的想像的翅膀。可是，藝術一旦介入，就帶來了新的更爲複雜的矛盾，藝術的本 質與科學的束縛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