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譯者的主體性
論文摘要：本文以王佐良先生翻譯of studies的譯本作為切入點，從翻譯的目的、譯者的文化意識和讀者意識以及譯作與原作的關係等方面具體探討譯者主體性的表現和作用。
1前言
培根的這篇《談讀書》短小雋永，以生動簡潔而莊重正式的語言表達作者對讀書的種種領悟。文章層次清楚，觀點鮮明，文中雖無高亢激昂之詞，卻於簡單平實之間藴含哲理，引人深思。而王佐良先生充分發揮了譯者的主體性，其譯文措詞得體，簡練精確;行文流暢，脈絡清晰。文體選擇適當、嚴謹一致;譯文不僅忠實地傳遞了原文的信息，而且恰當地再現了原文的各種風格意義和美學價值。譯文與原文在內容和風格上實現了高度的掣合堪稱形神兼備的佳譯。
2譯者主體性
所謂主體性是指主體的本質特性。這種本質特性在主體的對象性活動中表現出來。以翻譯而論，譯者作為翻譯的主體，他的對象性活動就是具體的翻譯行為，即將作品從譯出語轉化為譯入語的活動。主體性本身包含着受動性(即原作者的語言風格、審美情趣，目標讀者的期待視域、審美要求以及譯者自身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等因素對譯者的制約性)、為我性(目的性)和主觀能動性(包括翻譯中體現的自主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等)，而主觀能動性是主體性最為突出的特徵。基於對這種主體性的理解，譯者主體性是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性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譯者主體性貫穿於翻譯活動的全過程。即譯者主體性不僅體現在譯者對作品的理解、闡釋和語言層面上的藝術再創造，也體現在對翻譯文本的選擇、翻譯目的、翻譯策略和在譯本序跋中對譯作預期文化效應的操縱等方面。下面作者結合王佐良先生譯的Of Studies《談讀書》的分析，從翻譯的目的性、譯者的文化意識和讀者意識，譯作與原作的關係具體探討譯者主體性的表現。
2.1從翻譯的目的性看譯者的主體性
譯者有“充分再現原作不朽的文化藝術價值”的意向，因此他在譯文中儘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內容，盡力不忽略原作中的藝術價值，力圖傳達其不同內涵。Of Studies原文的風格體現在詞彙、句法、修辭、章法等語言的各個層次，措詞精煉，句式簡潔，節奏鮮明，論述清楚，整篇文章既端雅又曉暢，給人一種“胸藏萬匯憑吞吐，筆有千鈞任歇張”的氣勢。譯者在翻譯時基本上是逐句對譯。原文共十九句，譯文則濃縮為十六句。多數句子是句對句譯出，有些句子則因漢語的特點，通過標點符號的使用得以合併，長句中又包含各分句。使用文言詞或文言結構來體現原文莊重而文雅的大詞，同時還藉助正式程度較高的四字格來再現原文的文體特徵。原文充滿了警句，而譯文也是字字珠現，精練順達。如:"if a~write little, hehad need have a great memory; if he confer little,…”句中的“write,confei’等均為有古風色彩的表示現在時的虛擬形式，動詞不分人稱和單複數，均用原形仿夢之，1999:66)。王佐良先生在翻譯時則採用了夾白的文言文，讓人感受到濃郁的古風古韻。
由此看來，王佐良先生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譯人語讀者服務。他基本上遵循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採用了意譯的方法。他“信”於中國文化的核心，把外國文化同中國文化結合起來，揉合了中國文化的價值、靈魂，以引起讀者的共鳴。
2.2從譯者的譯入語文化意識和讀者意識看譯者主體性
在Of Studies的翻譯中，譯者將“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to make judgment whollywis the humor of ascholar.’，譯為“讀書費時過多易惰，文采藻飾太盛則矯，全憑條文斷事乃學究故態”。其中‘`scholar’，原意是“學者”，譯者把它譯為“老學究”，這是中國特有的，它尤指遷腐淺陋的讀書人。因此，“學究故態”很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自然而然就達到了勸説的目的。因此，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在受動性的制約下，使任何優秀的譯作也難免有“不忠”之處。譯者總是按自己所意識到的譯人語文化需要確定自己的文化議程，決定其翻譯選擇和翻譯策略，並都會在譯文中留下其文化價值取向的痕跡。
讀者意識是譯者主體性的一個重要表現。在譯人語文化語境中，同一部作品存在有不同的讀者羣。不同的讀者羣對譯文的期望各不相同。就Of Studie，來説，在中國就存在着學過英語的、對英國有一定了解、還想進一步瞭解英國傳統文化的讀者;也存在只為獵奇、消遣的一般中國讀者。從一定程度上講，翻譯是創作，譯者就有他的“意向讀者”或潛在讀者。每位譯者在創作過程中，其潛意識中都有一個意向讀者羣。譯者為了充分實現其翻譯的價值，使譯作在譯人語文化語境中得到認同或發揮特定的作用，在翻譯過程中，必然銘記其潛在讀者的期望與審美取向，從而決定具體的翻譯方法。王佐良先生是以想了解英國文化又要具備一定中國古漢語知識的中國讀者為對象的。譯作體現出揉合中國文化意向的努力。如:"Their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 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andfor ability.二”介詞‘`in”分別譯成“……之時”，“……之中’，，“……之際”，既講究了形式的工整對仗，又避免簡單的重複。而詞組“獨處幽居”、“高談闊論”用在此處，言簡意賅，與“怡情”、“博採”相互輝映、映襯，文字細膩、富有韻律，融有形美、音美、意美之妙。譯文表達的內容和形式在譯文讀者對現實世界瞭解的知識範圍之內，讀者就會很好地理解原作，進而欣賞原作，最終使原作通過譯作體現出的思想及文化價值為本土文化服務。
2.3從譯作與原作的關係看譯者的主體性
原作進人譯人語中，除外在語言形態上異化為譯人語語言外，更因上文説的譯者的文化意識和價值取向而打上了譯人語文化的烙印，負載着譯人語時代文化的意藴，譯作雖然與原作有着緊密的聯繫，它已不再僅僅是原來意義上的譯出語國家的文學作品，它同時具有自己獨立的生命和價值，成為譯人語多元文化中的新成員。《談讀書》被我國的中學課本所收錄，並被奉為譯作經典。從這方面來講，好的譯文對原作的推廣，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譯作的生命是譯者賦予的，“譯者不僅能賦予原作以生命，他們還能決定賦予他們以何種生命，決定如何使他們融人到譯人語文學中。’，(Lzfevere, 1995)譯者主體性決定了譯作的審美獨立品格和譯人語文化特徵。譯作通過自己的獨立價值，強化了原作在譯人語文化中的地位。從譯作的生命獨立性看，譯作和原作不是從屬關係，而是互文關係。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譯作的受歡迎程度來看，王佐良先生翻譯的《談讀書》可以與原作Of Studies相媲美，甚至超過原文。從一譯作在譯入語中的影響看，它與受其影響的創作文學也構成了互文關係(查明建，2000, 2001)，充分説明了譯者的創造性，也充分體現了譯者的譯人語文化意識。
3結語
從對王佐良翻譯的Of Studies分析可以看出，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翻譯的目的、譯者的文化意識和讀者意識，還有其他社會文化因素往往合而對譯者產生影響，最終的翻譯成品是在這些因素合力作用下，譯者創造性創作的結果。但是，強調譯者的主體性也並不意味着譯者在原作與譯作之間、原作者與讀者之間，甚至是在兩種文化之間沒有任何道德的約束，這也是在翻譯中要強調譯者的主體性的意義所在滸鈞，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