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哈羅德·布魯姆的宗教批評

論文摘要：由於種種原因，作爲宗教批評家的哈羅德-布魯姆或者說他的宗教批評常常爲學界所忽視。哈羅德·布魯姆的宗教(批評)思想及(批評)實踐主要體現在《美國宗教——後__民族國家的興起》一書中。他在闡釋宗教批評的特點時，往往將文學批評與宗教批評進行類比與對比，從而凸顯出宗教批評的特徵；而同時，我們也可從這些比較中發現宗教批評與文學批評之間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和區別。本文主要揭示哈羅德·布魯姆宗教批評與文學批評之間的互文、互動與互鑑關係，以及其互文性宗教批評的具體內容和特徵。
　　論文關鍵詞：哈羅德·布魯姆 宗教批評文學批評 互文
　　在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的學術生涯中，文學批評以及理論批評構成了其學術研究的主體並形成一大景觀，同時也在國際學術界形成了很大影響——如他的影響詩學與修正理論，他的經典觀和經典批評等等(這從國內外的一些學術論著對他的理論觀點昀討論和引用情況即可得知)；但除了這些審美性質與取向的文學及理論批評之外，哈羅德·布魯姆還從事非美學形態(或者說主要不是審美性質的)的宗教批評，正如他自己承認的：“我不是一個榮格主義者，因此，我不楣信所謂集體無意識的原型。但是，我是一個文學批評家，也是一個宗教批評家，一個古代和現代諾斯替主義的虔誠信徒……”。而由於種種原因，作爲宗教批評家的哈羅德·布魯姆或者說他的宗教批評卻常常爲學界所忽視，這對於完整地、準確地、系統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批評思想無疑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哈羅德·布魯姆的宗教批評思想作一番梳理和研究。哈羅德布魯姆的宗教(批評)思想及(批評)實踐主要體現在他的《美國宗教——後__民族國家的興起》一書中。在該書中，他集中而詳盡地展示和闡明瞭自己的宗教觀，宗教批評觀，他對美國本土宗教的看法，宗教批評與文學批評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對美國摩門教和南方浸禮宗等宗教派別的批評。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探討哈羅德·布魯姆宗教批評與文學批評之間的互文、互動與互鑑關係，以及其互文性宗教批評的具體內容和特徵。
　　布魯姆根據統計數據得出結論認爲，美國是一個有着濃厚宗教氛圍、國民具有狂熱宗教頃向的國度：“西方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國家這樣浸淫於宗教。在我國l0個人中就有9個人聲稱熱愛上帝並反過來被上帝所愛。這種相互性的情感構成了我們社會的中心並有着一種理解訴求(即要求被理解)，如果要根本理解我們的死亡渴望社會的話”(Bloom30)。所以，鑑於此，布魯姆指出，一個陷入宗教迷狂的國家需要宗教批評——這也許就是布魯姆從事宗教批評的重要原因和內在動機；而《美國宗教》一書無疑就是其宗教批評的物化形式和集大成之作。
　　雖然布魯姆一再強調《美國宗教》不是一本文學批評性質的書，而是一本宗教批評類型的書——即對美國民族信仰的內在精神進行探究的書，但他在闡釋宗教批評的特點時，往往將文學批評與宗教批評進行類比與對比，從而凸顯出宗教批評的特徵；而同時我們也可從這些比較中發現宗教批評與文學批評之問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及區別。
　　布魯姆認爲宗教批評是一種描述，分析與判斷的模式，它可以使我們更加趨近宗教想像的進行方式與作用機理。文學批評在本質上信賴或者說考察、探究的是戲劇、詩歌和敘事文學中不可縮減的審美維度或因素；與此類似，宗教批評須探求宗教事物與現象中不可減縮的精神或心靈維度或因素。文學的審美價值超越社會和政治的功利關切(這種功利性的關切日益由低劣的藝術而不是由卓越的藝術來表達)，而同樣地，宗教的精神價值也超越了社會和政治的權利訴求(這種訴求更多地是得益於非想象性的而不是富於想象力的信仰)。但是，文學與宗教又並非同盟者或者說同盟的事業——不過它們都是“概念孤兒”，兩者都在字宙的虛空——這種虛空在達不到的意義和真理兩極之間擴展延伸——中躊躇和猶豫。
　　通過比較，布魯姆認爲兩種批評在具體方法上有同有異。他指出，在文學批評中，研究者(批評者)在體驗研究(批評)對象時必定最終關注的是其不可縮減的審美元素，離開了對審美因素的關注和體察，“我們就不是在讀詩，讀戲劇，讀故事或讀小說，而是在讀別的什麼東西”。而宗教批評也是對於批評對象中“類似的不可縮減元素”即精神或心靈的關注和體驗；而且在宗教批評中，體驗優先於分析——無論稱呼體驗對象是“神聖的”還是“先驗的，超驗的”或者是“精神的，心靈的”。但是兩種批評方法在研究的對象與效果上又有所不同。文學批評研究的是文本，或文本之間的關係，或者文本與作者之間的關係，這對文學批評是有效的；但是文本研究模式或方法對於宗教批評卻並不有用或有效，因爲文本並不能引導或幫助批評者發現批評對象的本質：“雖然我在本書中研究了從《聖經》到以利亞·默罕默德的《最高智慧》這些文本，但是我並不認爲文本能夠使我們探察到美國宗教的本質”(Bloom28)。
　　不僅如此，研究宗教文本間關係，或文本與信仰者之間的關係也不會使研究者對宗教有深入的瞭解。因此，這就與文學批評以文本研究和批評爲中心的研究模式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效果迥然不同。而且在布魯姆看來，美國本土宗教本身又是“無信條和無教義”，因而對於它的研究需要通過追蹤和考察其“語言碎片”麗不是其“教條教義”來進行。

　　宗教批評與文學批評在其它方面也是有同有異。如作爲一個文學批評家，布魯姆追隨和模仿沃爾特·佩特寫作“鑑賞式”文學批評，而同時作爲一個宗教批評家他又意圖從事同樣類型的宗教批評：即通過向宗教批評的奠基人物愛默生和威廉·詹姆斯學習而寫作“鑑賞式”宗教批評，鑑賞美國宗教體驗的各種形式。由此可看出布魯姆宗教批評對於文學批評的借鑑和學習。
　　布魯姆還認爲，“至少在某一方面”，宗教批評必須模仿文學批評並以它爲其批評模式，以“不可減縮的精神元素”替代“不可縮減的審美效果”。因爲宗教與詩歌(文學)之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在反對死亡的姿態和立場上，宗教教義與宗教體驗和詩歌之間具有共同點——即宗教的宗教性是旨在對抗死亡的，而詩歌的詩性是爲了尋求戰勝時間的。而批評，對於文學而言就是在詩歌中尋求詩性，對於宗教而言就是在宗教中尋求宗教性。
　　那麼宗教批評或者說宗教研究的適當方法與範疇究竟是什麼呢?布魯姆從宗教批評與文學批評的比較中獲得了靈感和答案。首先，他認爲，所謂的人文科學或歷史循環論或政治學、哲學等對於詩歌的詩性研究用處不大——由此他獲得了關於宗教批評的方法淪啓示：只有宗教才能研究宗教。宗教批評與詩歌批評之間還具有研究對象的相似性：詩歌批評是對從詩歌通向詩歌的隱藏之路的研究，而宗教批評則是對將彼此對立的宗教信仰(如摩門教和南方浸禮教)聯結在一起的曲折路徑的揭示和探尋，也就是說，兩者都是對於對象間關係的研究，並且都將批評視野侷限在自身範疇內部——詩歌批評僅限於研究詩歌(的詩性)，宗教批評僅限於研究宗教(的宗教性)。另外，布魯姆還認爲，像詩歌一樣，宗教是不斷成長的內在自我的頂點，即人類心靈的最終指向和歸宿是宗教(或詩歌)，但宗教是人民大衆的詩歌而不是鴉片——布魯姆反對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宗教本質或功用的“鴉片”說，並指出這一觀點是“聲名狼藉的(notorious)”。
　　宗教批評與文學批評在批評的功能上存在着差異。布魯姆認爲，雖然宗教批評像文學批評一樣都是一種闡釋模式，但是它不同於文學批評的地方就在於，其批評主體(宗教批評家)主要地不是一個文本闡釋者。批評家的功能或作用就是對比和判斷感覺與知覺…而感覺和知覺不僅由文學或宗教來體現和描述，而且它們本身就是詩歌或信仰的產物。在布魯姆看來，從批評家的作用與責任上講，文學批評家必須保護文學不受社會的或超驗的信仰的侵蝕與滋擾；但宗教批評家卻無法保護信仰遠離社會或精神分析學、哲學、科學與藝術等競爭模式的影響、介入與干預。批評的功能不是爲了清除我們的自我個性和人格(這是美國宗教的中心關注點)，而是要去除掉我們自以爲公正善良、自以爲有道德的品性，所有“致命的”道德美德以及威廉·布萊克所說的“天性中自私的德行”(Bloom38)更爲具體地講，宗教批評的功能與作用一就是抵制宗教的政治化、道德化或者說意識形態化；二就是反對宗教原教旨主義對美國宗教的破壞。首先，布魯姆指出，在當代批評界，道德批評、政治批評以及社會批評已經侵佔了學術研究中被認同爲文學批評的審美的位置；一股反智主義潮流瀰漫並滲透了美國人的政治、社會及道德生活，對於它的迴應和迴響就是學術假左派的政治正確論調的蠢動與喧囂。布魯姆對這種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文化傾向極爲反感，他不僅在文學批評上極力抵制這種趨向，而且在宗教批評上也同樣如此，因此他認爲，“宗教批評在目前的功能是使宗教中的精神性(心靈性)不再重蹈文學中的審美性的足跡而進入政治正確的憎恨學派的棄盤之中”(Bloom43)，即通過宗教批評而力圖使宗教的精神性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等非宗教本體因素的干擾，從而保持宗教以及宗教批評本身的純粹性。其次，布魯姆認爲，在存在強烈宗教慾望的地方，就必然有強烈的宗教焦慮存在；而這種宗教焦慮的“實用主義名字”就是原教旨主義——它惡毒詛咒所有的美國宗教以及這個“美國世紀”的所有宗教。嚴格地講，原教旨主義試圖通過純粹的字面毹釋__的永生(不死)的諭示來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布魯姆指出，原教旨主義的反智主義思想所造成的政治、社會、道德以及經濟後果是十分惡劣和嚴重的，但是宗教批評不會去關注這些後果，相反，它會去揭露和分析原教旨主義中宗教精神性(心靈性)的消隱以及原教旨主義對於宗教精神性(心靈性)的消抹；而更進一步或者更直接地說，宗教批評的作用之一就是解剖、理解和拆解、毀滅原教旨主義——它構成了美國本土宗教中最具精神性和最有價值的部分的陰暗面——的恰當工具與手段。
　　除此之外，宗教批評還有其他功能，即在宗教分歧與宗教差異之間駕起溝通的橋樑，闡釋神學與各信仰中實際的宗教體驗之間的關係。布魯姆認爲，當批評開始跨越各教派之間的分界線時，批評的功能就變得複雜了。這時，神學就會消失，各種形式的宗教體驗將開始暗示或啓示出比以前更細微的分界線以及更敏銳的聲音。例如，南方浸禮教徒和孽門教徒雖然彼此之間強烈排斥，但他們都背叛了相似的精神氣質構形和信仰感受性構形。在布魯姆看來，南方浸禮教和摩門教雖然是美國本土宗教的不同教派，但它們在諾斯替性、熱情性和迷狂性以及俄耳甫斯②式的親和性上卻是共通性遠多於爭端性的。他指出，在美國新教中隱祕地出現了一個有形物，這是一個宗教的輪廓——它在我們之中還不是十分明顯，但它卻像一個長長的陰影一樣籠罩在我們的身上。它的各方面在本土宗教中體現得很明顯，尤其是在摩門教和南方浸禮教之中。
　　其實，在哈羅德·布魯姆的批評著作中，宗教與文學的這種互文、互視與互鑑關係可謂普泛存在。在其早期的《影響的焦慮》、《誤讀圖示》、《喀巴拉與批評》，中期的《J之書》、《美國宗教》，後期的《西方正典》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宗教與文學的這種相互糾結與滲合——包括話語、意象、思想資源、批評模式建構、批評視角開啓等層面的相互影響，這種雙向的互動關係可簡單概括爲宗教對文學在批評話語和思想資源上的建構，文學對宗教在批評視角和批評模式上的重構。而在本文中我們則可以發現布魯姆宗教批評的互文性特徵包括方法論上的互文(如他從文學批評方法中獲得啓示：只有宗教才能研究宗教)，以及在具體批評觀點上的互文(如他認爲，詩歌批評和宗教批評都是對於對象間關係的研究，並且它們都將批評視野侷限在自身範疇之內)等等。而他在宗教批評中所彰顯出來的主動自覺的互文性意識，很明顯是受其互文性的文學批評觀和方法影響的(當然，如果從更深層次追蹤與探究，我們又可以發現他在文學上的互文性理論又與宗教——如喀巴拉④——緊密關聯)。布魯姆互文性的宗教批評不僅突出了其批評的特色，而且使其宗教批評往往產生“誤讀”性的、創造性的觀點與成果：這在其《美國宗教》一書的宗教批評理論與實踐中可謂俯拾即是。